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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國方面而言，隨基辛格的訪華，中美蘇三角關係開始公開化。美國一面告知蘇聯，其不斷援助越南、強調戰爭的做法正在危害業已改善的美蘇關係；一面以美中關係制約蘇聯，透過拉中國刺激蘇聯對越施加壓力，幫助美國儘快從戰爭泥潭中拔足。而美國從越南撤兵的事實對其自身並無損害，它正可留下中蘇兩國去爭奪對越問題的主導權，增加中蘇之間的矛盾，促使蘇越聯合對抗中國，進而推動中國倒向美國，雙方共同對付蘇聯在亞洲的抱負；同時既透過中國的力量牽制蘇聯，又利用蘇美緩和之勢制約中國，使毛澤東不斷擔心美國要踏著中國的肩膀跑莫斯科，以此加強美國對華關係的主動權。在中美蘇的三角外交中，美國表露出了赤裸裸的戰略意識。
而越南則是力爭獲取中蘇兩國最大的經濟、軍事援助，依靠中蘇力量贏得談判桌上的主動權，為戰爭結束後統一祖國的鬥爭鋪墊道路。在此過程中，中越分歧漸漸加深，種下了以後兵戎相見的禍根。越南為實現其近期對付美國，遠期抗衡中國的戰略目標，找到了蘇聯這個新的靠山。
縱觀這一時期中美蘇越兩個三角關係的演變，可以說中蘇分裂是其基本背景和動因。但是要找出令中蘇兩國分道揚鑣的始作俑者殊為不易，究其根源，還應在於社會主義陣營以意識形態為國家關係的基礎、以國際共運為國家交往的形式這種構架的不合理性。這種框架以兩黨關係取代兩國關係，為實現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總體戰略目標，要求各成員國具有一致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使命感、統一的政治步調、共同的陣營利益即國家安全利益。此類不合理因素，其實註定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陣營終將四分五裂的命運。中蘇關係、中越關係，實際都未擺脫這個框架的束縛。蘇聯對華遏制和包圍的政策將中國推向美國，而中國壓越反蘇的方針又把越南推給了蘇聯。
總之，在兩個三角關係的相互作用中，中蘇關係惡化和蘇聯對美國形成的咄咄逼人勢頭，使中美兩國具有了共同的安全利益，進而具備了緩和雙方關係的基礎；美國擺出與中國聯手的姿態，推動蘇聯為避免兩面受敵而助美勸說越南在和談中讓步，以求及早擺脫越戰夢魘，同時透過中國牽制蘇聯力量，以遏制其上升趨勢；中國打破對美關係僵局，兩國槍口一致對蘇，促使蘇聯與越南結盟對付中國；而蘇越聯手的前景又推動中國加快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步伐，以藉助聯美之勢予以抗衡。這種三角遊戲的最終結果是，蘇聯因中美的聯合而於二戰後第一次陷入兩線作戰的尷尬境地；中國因與越南反目而不得不面臨來自蘇越的新的軍事威脅；至於美國，這場戰爭噩夢過去之後，不僅未能遏制中國的發展，而且還失去了盟友南越，使蘇聯填補了其撤離後的力量真空。在蘇聯奪人的氣勢面前，美國只能退保東協，借對東協國家的控制，在東南亞與基本由蘇聯掌握的印支國家相抗衡，轉而力求與蘇聯分享地區舞臺。中美蘇三方誰都不是贏家。只有四國中力量最弱的越南，雖然對蘇聯具有極強的依賴性，但就實際利益而言，戰爭結束，美國撤兵，越南在此基礎上迅速實現了民族統一，並利用大國矛盾，藉助蘇聯實力提高了自身地區性大國的地位。越南從此走上了聯蘇抗華，推行地區霸權主義的道路。
（三）
在20世紀中葉印支戰爭持續的20餘年中，以美蘇為主要角色的、代表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集團之間的冷戰，也在發生、發展和變化著。在亞洲，50年代,中蘇結盟共同對美，中國處於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間進行了面對面的較量。及至70年代,中美聯合對蘇，中國實際退出冷戰的第一線，而將美國推到反蘇的最前方，由美國與蘇聯進行直接的對抗，冷戰由此而轉型。
在亞洲冷戰的上述大框架中，參與其間的兩大同盟或集團分別以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