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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美國開始逐步派遣地面部隊及其附屬國軍隊進入越南南方，同時擴大空軍和海軍對越南北方的轟炸，將對越侵略由&ldo;特種戰爭&rdo;升級為一場區域性戰爭。隨戰爭形勢的發展變化，特別是中蘇關係從破裂進一步走向敵對，中美蘇越之間也各自著手新的戰略定位，中美蘇、中蘇越三角關係的色彩逐漸濃重。
赫魯雪夫的&ldo;脫身&rdo;政策使蘇聯在越南的地位和在越軍中的影響大大削弱，至1964年末甚至到了越南國防部要清退蘇聯軍事專家的地步。[1]面對此現實狀況，蘇聯既不願冒遭受中國公開、尖銳的批判，進而喪失其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中領袖地位的危險，更不願就此放棄地緣政治利益，徹底葬送其加強在東南亞地位的前景。畢竟越南是蘇聯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南亞地區進行政治滲透的一個主要通道，蘇聯的近期戰略目標是與美國分享對東南亞的影響力，並構建對付中國的據點；遠期則是要獨佔對該區域事務的主導權。為此，勃列日涅夫執政之初即調整蘇聯的對越政策，將單純的道義支援轉變為物質援助，並於1965年初開始逐漸加大對越軍事援助的力度。此外，為了維持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緩和的戰略，蘇聯在實施對越&ldo;插手&rdo;政策的同時，就積極謀求透過磋商解決戰爭問題。
此期毛澤東已愈益關注來自蘇聯方面的威脅，開始不斷權衡蘇聯和美國的威脅何者為重。對於毛澤東來說，出於地緣政治戰略上的考慮，蘇聯這個北方的威脅更鄰近也更直接；而從意識形態上評判，其對修正主義的敵意實際比對美帝國主義的敵意更深。在毛的認識中，修正主義對中國的影響要比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危險得多。由此，他開始考慮調整對外戰略，尋找打破幾十年與美關係僵局的契機。中國在確定自己的戰略目標時，對意識形態的考慮逐步向安全意識轉變。
這時，中蘇分裂的事實已使西方世界切實感受到共產主義並非鐵板一塊，其分化趨勢正堪利用。於是，因泥足深陷越戰而力量削弱的美國，開始考慮體面地結束戰爭、藉助中國力量與蘇抗衡的可能性。1967-1968年中蘇邊界衝突的發展，尤其是1969年珍寶島事件的發生，向西方顯示了中蘇關係已處於戰爭的臨界點。中蘇衝突的升級為美國實現同中國和解的戰略意圖提供了條件，美國隨即轉入從決策上具體利用這一歷史機遇的過程，一方面向中國發出緩和資訊，一方面向蘇聯顯示其對華戰略意圖，目的都是一個，即在推動越美和談、政治解決戰爭問題上獲取蘇聯和中國的幫助。1968年底毛澤東從最初的反對和談轉而採取贊同態度的事實，實際即反映了中國對美國政策的一種因應。而蘇聯更在解決軍事爭端的政治斡旋中，發揮了重要的，也是主要的作用。
越南自40年代以來就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經濟力量衰弱的現狀，使其在反侵略戰爭中迫切要求得到中國和蘇聯的軍事、經濟援助。由於對蘇聯軍援的倚重，越蘇關係也從冷漠趨向親密。而對于越南來說，在地緣、歷史等因素的作用下，其潛意識中始終把毗鄰的中國這個強大的盟友，視為對自身安全的一種威脅。這樣，當中國不僅不能與蘇聯重新攜手共同援越，而且在蘇援物資過境運輸等問題上與蘇聯矛盾頻仍，有時甚至發生激烈衝突；[2]中國堅決反對越美和談，竭力防止蘇聯藉此掌握對越南問題的發言權；並在某種程度上對越施加壓力，要求其服從自己的反蘇路線時，越南領導集團中的親蘇疏華傾向也隨之逐漸發展。至60年代後期，越南勞動黨實際已決定同蘇聯結盟，而1969年胡志明的去世，為此鋪平了道路。[3]
第四，抗美戰爭後期（1970-1973）。
這一階段的中美蘇和中蘇越三角關係成為一場三方都參加的遊戲，戰略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