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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他們不知道清代的文字獄，所起到的扼殺思想，控制精神，消滅異端、堵絕才路，戕害精英，箝制學術、奴化國民，愚昧百姓的罪惡嗎？難道他們不知道在這種嚴酷的專制統治下，所造成的大小官吏，口必奴才，誠惶誠恐，有罪該死，普天之下，悉皆磕頭，萬馬俱喑，鴉雀無聲的沉淪嗎？難道他們不知道，正是這三朝“盛世”，以至於使中國整整落後了世界三百多年嗎？
於是，我想起比納蘭性德大一歲的同時代文人戴名世了，這位康熙朝著名文字獄《南山集》案的主角，其悲慘命運與那位富貴公子相比，真是雲泥之別了。按照納蘭愛好結交文友的作風，看重有才華之士的性格，我想，這兩位應該有過一面之緣的。然而，戴名世為欽犯，為大逆不道之人，即使早年有過來往，也諱莫如深了。
試想，如此文字獄窒息下的中國，能夠“盛世”得起來嗎？
據《清史稿》列傳：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雋逸，課徒自給，以制舉業，發名廩生，考得貢補正藍旗教習，授知縣，棄去。自是往來燕趙齊魯，河洛吳越之間，賣文為生活。善讀太史公書，考求前代奇節瑋行，時時著文以自抒湮鬱……諸公貴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嘗遇方苞京師，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時也，吾胸中有書數百卷，其出也，自忖將有異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無所累，未能誘之而出之也。”因嘆息別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會試第一，殿試一甲二名及第，授編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禍作。”
從他與方苞大嘆其苦經，自怨自艾的那番話，看來，他應是一個清流自許，退隱出世，心繫前朝，補綴舊史的獨立特行者。其實，從他不罷手地一直考到五十七歲，終於熬到翰林院編修，說明他也是一個難耐寂寞，急於自售，頻試科場，意在功名的實用主義者。因而，眷戀故明，憑弔舊朝，是他的精神維繫，興滅繼絕，著書立說，是他的魂夢寄託；依附新主，趨迎權勢，是他的現實取向，文望鼎盛，飲譽朝野，則是他的終極嚮往。躍躍欲試，心浮氣躁，自以為是，坐立不安，東奔西走，南來北往，槓鼎自視，不可一世，這就是他由翰林院的黌門，終於押進文字獄牢門的原因。
近人孟森，對他成為康熙文字獄的鎮壓物件，所作的分析，抓住了中國文人的不甘冷落，不願旁置，不識時務，而又迂腐自得的心態，也就是所謂的“頭巾氣”，是很有見地的。
“戴南山乃熱心科舉之士，文字皆作頭巾氣，斷不敢顯然觸犯清廷，不過記其事實，中有清廷所不喜宣佈之語，方、戴皆以歷史視之，故入記載，決非如後世之詆斥清廷也。”（孟森《科場案》）
“錫侯之為人，蓋亦一頭巾氣極重之腐儒，與戴名世略同，斷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則以古文自命，王則以理學自矜，俱好弄筆。弄筆既久，處處有學問面目。故於明季事而津津欲網羅其遺聞，此戴之所以殺身也。”（孟森《字貫案》）
某種程度上說，由於戴名世的自負而又自戀，不自量加之不自斂，這個下場，既有偶然性，也是必然性。正如後來的政治運動一樣，誰碰在風頭上，誰撞在槍口上，誰偏要以身試法，誰非要自投羅網，常常取決於個人的這種性格悲劇上。
康熙是一定要找碴搞文字獄的，是一定要整肅漢族知識分子的。於是，抓住他擅修前明歷史，書中竟然用南明桂王永曆年號，而不用本朝年號，定性為“倒置是非，語多狂悖”，“罔視君親大義”， 以“大逆”罪被殺，此案牽連數百人，最可憐者，闔門數百親屬，率皆沉塘自溺先死。甚至書中所引用《滇黔紀聞》史實的原作者方孝標，早已亡故，也被剖棺戮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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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比誰活得更久（5）
只有方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