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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了。但是，一位皇帝對於一位文人格外施恩的寵遇，在歷史上也許並不罕見，但在如今被捧為“盛世”的三朝裡，納蘭恐怕是唯一的例外。
大清王朝以異族統治者御臨天下268年期間，對於文人之鎮壓，世所罕見，史所罕見。據記載，中央政府一共搞了160餘起文字獄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對文人開刀問斬一次。掉腦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寧古塔，或更遠的黑龍江，烏蘇里江，給披甲人為奴的，每起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加上地方官吏的共同作惡，全中國到底殺、關、流了多少文化精英，恐怕是個統計不出的巨大數字。所謂“盛世”時期的文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日子，並不比索爾任尼琴在古拉格群島的遭遇，好到哪裡去。
試看乾隆年間曹雪芹寫《紅樓夢》時，隔三差五，就要跳出來大呼皇恩浩蕩，歌功頌德的卑微心態，純粹是文人腦袋掉得太多而嚇出來的後遺症，便可瞭解作一個這樣“盛世”文人的可憐了。一直到道光年間，龔自珍在《巳亥雜詩》中，猶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的詩句，說明康雍乾三朝收拾文人的殘酷，一個世紀過去，晚清文人仍是心有餘悸的。
所以，對時下流行的“盛世說”，我是持質疑態度的。
這三朝，似有“盛世”之象，但無“盛世”之實，即以康熙為例，八歲登基，十五親政，內除鰲拜，外平三藩，收復臺灣，抵制沙俄，敉平叛亂，鞏固政權，治國六十年，只能說是一位比較傑出的君主。在他統治後期，吏治漸弛，官員腐敗，貪風日熾，國庫虛空，等到雍正接班上臺，康熙留給他的固定資產，倒是一個幅員廣闊的龐大帝國，然而只有區區七百萬兩銀子的流動資金，真可以說是到了日不敷出，難以為繼的程度。
據說，公元1664年，崇禎在煤山上吊那時，李自成進城，開啟國庫，看到白花花的七千萬兩銀子，一屁股坐在那兒起不來。康熙是很看不起那位亡國之君的，經常要拿他作反面教材，教育臣下，可從來不提“盛世”的國帑存銀，只及明末的十分之一，連文官的俸，武將的餉，也差點發放不出來。
所以，康雍乾三朝，難以稱為“盛世”，不但在經濟上比不上漢唐，在政治上，在文化政策上，就更比不上漢之胸襟，唐之氣魄了。一個視知識分子為敵的病態政權，一個年平均一次文字獄的恐怖政權，能出現“盛世”氣象，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了。
清人進關，是以一個文化落後的民族，來統治一個文化先進的民族，其心靈深處，對於文化，對於文明，對於擁有悠久文化傳統，擁有深厚文明積澱的，然而是被他們統治著的，非我族類的知識分子，有一種胎裡帶的懷疑，猜忌，不信任，視作異己的劣根性，是很難排除的。
雖然，康熙設館編修《明史》，編纂《古今圖書整合》、《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熙字典》；而乾隆設館編纂的《四庫全書》，更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創舉，他個人一生寫詩四萬首，數量等於唐詩總和，至今還無一箇中國詩人打破他的高產紀錄。這一切，說明這些帝王，早已脫離了騎在馬背上剽劫遊牧為生的文化落後，原始愚昧的狀態。尤其康熙，對於自然科學，諸如歷算、數學、水利、測量，多所涉獵，在中國最高統治者中間，很少見的。但是，儘管他們個人稱得上是高階知識分子，但這種精神上的軟肋，這種靈魂上的忌諱，是萬萬碰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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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比誰活得更久（4）
不碰，尚且不放心呢，提防著呢，警懼著呢，要是碰到了，觸犯了，那就必然要大開殺戒，絕不留情。康雍乾三朝文字獄悲劇，莫不由此而來。我不知道時下那班倡“盛世說”的清史專家，以及美化康雍乾得了大便宜的作家、編劇，是何居心，要閉著眼睛歪曲這段史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