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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盤剝稅金等，尚在前述利潤之外。是以物資流通有限度，各地生產亦受商業利潤之拘束，農村過剩之物資及勞動力，亦不能有利使用。
客商既在本籍及經商之地均有接觸，則其經商多以兩端物資互相週轉。如阿寄之以銀換漆，以漆換米，又以米換銀。《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之呂玉，原籍常州，仍往附近嘉定太倉收買棉花、布匹，販運山西，回時又“收些粗細絨褐，轉來發賣。”因其旅途操勞，既有其一，不如併為其二也。
然物資週轉，不能隨時遍地皆然。長江三角洲地區，物產富饒，常為通商時銀貨入超之區。即該地區，稅收較各處為多，民間白銀既以付稅方式繳政府而轉運於華北，則必賴以當地土產吸收華北之白銀，方可在長期中保持平衡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80�。是以商人經常攜帶現銀往該地區採購物資。清初葉夢珠雲：“吾邑（上海）地產木棉”，所織標布，“富商巨賈操重貲而來者，多或數十萬兩”《閱世篇》，卷7。節錄於《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上海，1957），頁21。。又前述“浙、直、湖、湘客人腰纏過梅嶺者數十萬”，均似稱一年之內，商人攜現銀入境，可積累達數十萬兩。《三言》非研究商業之專著，無計算其總數之處，但各章節間，均有各地客商親攜現款之記載。《施潤澤灘闕遇友》稱施途拾包銀六兩，自忖：“若是客商的，他拋妻棄子，宿水餐風，辛勤掙來之物。”足見客商身攜白銀，是為常態。《呂大郎還金完骨肉》稱客商有銀二百兩，亦藏在“搭膊”之中。二百兩為重十二斤有半，其贅疣情形可見。《陸五漢硬留合包鞋》（《恆》）亦稱：“兜肚有兩錠銀子，每錠十兩重。”即《盧太學詩酒傲王侯》所稱盧楠，雖系地主而非商人，“僱工的也有整百，每年十二月中，預發來歲工銀子，銀藏在兜肚中。”
即使資金超過“腰纏”之可能性，明代商人仍自身攜帶，此可在《三言》資料之外窺見。如《客商規鑑論》雲：“身攜萬金，必以安頓為主。”所述“萬金”實際為白銀萬兩，為重六百餘斤，雖則文字為概敘，不必完全符合事實，但所攜之本銀，諒非小量。同書又云：“囊沉篋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須自挈，豈宜相托舟子車家”見於《山西商人の研究》，頁300。。其行李中所藏珍物，亦顯系白銀。
明代剩餘資金，因無信用存款之機構，除經商及高利貸之外，只有埋藏地下。施潤澤兩次掘地得銀，每次均在一千兩以上。《杜子春三入長安》（《恆》）敘隋代事，但其中所說“他祖上埋下的銀子，想被他掘著了”，可視為明朝社會常態。《膝大尹鬼斷傢俬》內，倪太守竟埋金一千兩，銀一萬兩。雖其數量可能為小說作家之渲染，然藏銀地下，則為富家習慣，其他資料，亦稱如是《中國貨幣史》，頁480；周玄�《涇林續紀》（涵芬樓本），頁5。，情節確鑿，為中國商業資本不能發達之又一因。
《三言》中所敘之客商，無一人攜眷經商。生活裕如之客商，則在客處娶妾。《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之薛婆稱：“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當家，把家當客”，即指此種趨向。《楊八老越國奇逢》中有詩一首，開句雲：“人生最苦為行商，拋妻棄子離家鄉；餐風宿水多勞役，披星戴月時奔忙。”因此楊亦在漳州另娶。
三、坐商（1）
坐商多由客商起家。《錢秀才錯占鳳凰儔》（《恆》）中之高贊，即為一例。此人“少年慣走江湖，販賣糧食，後來家道殷實了，開起兩個解庫，託有四個夥計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
經常坐商不兼做客商，因兩者經營，均須親身預聞，坐商即不領瑣務，亦須密切監視。《劉小官雌雄兄弟》（《恆》）中之劉方、劉奇在河西務開有布店。河西務為運河北段商業重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