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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事，但巴老的真誠無飾，把心交給讀者，廣大讀者是理解巴老的。只是由於種種原因，在大半個世紀中，巴老受到過一些誤解和指責。
“無政府主義者”這個稱謂，就是長期對巴金的指責。中國的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道路十分曲折。巴金在早年信仰無政府主義，許多知識分子如此，毛澤東也如此。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重慶會見巴金。毛澤東問巴金：“你年輕時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嗎？”巴金說：“是。聽說你也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反對權威反對專制，強調個性自由，雖然屬於空想的社會主義，但是在反對舊社會舊的專制統治上，起過積極的作用。巴金早年是無政府主義者，同時也是愛國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他參加新思想啟蒙運動，繼而又堅決擁護抗日戰爭和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魯迅早在三十年代就稱讚“巴金是一個有熱情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再舉被巴老稱為他的“第三個先生”吳先憂為例：吳先憂信仰無政府主義。他認為勞動神聖，脫離了學生生活去學裁縫。辦刊物缺錢，他經常多穿衣服進當鋪，把當衣服的錢捐給刊社。他任中學校長時，拒絕參加國民黨主辦的廬山集訓，多次保護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我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在重慶被捕（當時我已是黨員），也是他親自把我保釋出來的。令人高興的是，近幾年理論界對無政府主義已經開始有較客觀的評論。
從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一些評論家指責巴金的作品沒有給讀者指路。他們認為巴金只是揭露了舊社會的腐朽，但青年人離開封建家庭以後幹什麼？巴金沒有指明出路。政治家以施政綱領指路，文學家以作品淨化讀者心靈。就是政治家指路，有指對的，也有指錯的。毛澤東為建立新中國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他晚年卻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鄧小平這樣偉大的改革家，對於具體怎樣改革開放，也採取科學的態度：主張“摸著石頭過河”。政治偉人尚且如此，怎麼能苛求一位作家來指路呢？如果談到巴金著作的影響，當年有人在延安做過調查，很多知識分子是受巴金小說《家》的影響，投身革命的。這個情況，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去重慶和談時對巴老說過。事實證明：巴老的作品是有利於革命、有利於社會進步的。
八十年代，巴金提倡講真話。有些理論家指責說，真話不等於真理。真話的確不等於真理，這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概念。講真話是針對講假話而言的，不能因為真話不等於真理而反對講真話。難道主張講假話？如果一定要把真話與真理聯絡在一起，應該說：只有講真話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講假話的人永遠與真理絕緣。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不難看清誰是誰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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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老和他的兩個哥哥（1）
這裡所說巴老的兩個哥哥，是大哥李堯枚、三哥李堯林。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日，巴老與我有一次談話，其中有兩處很動感情。他說：“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兩個哥哥對我都很好。他們兩人都是因為沒有錢死掉的。後來我有錢也沒有用。”“……他們都不願意死，結果死掉了，就是因為沒有錢。……所以我也不願過什麼好生活。他們如果有點錢，可以活下去，不至於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來……”。其間，巴老兩次痛哭失聲，談不下去。
去年，《中華讀書報》記者祝曉風問我他們三兄弟之間，感情為什麼這樣深？我認為除了深厚的手足之情外，還因為他們都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正如巴老所說：“（五四運動）在我們的表面上平靜的家庭生活裡敲起了警鐘。大哥的被忘記了的青春也給喚醒了。我那時不過十四歲半，我也跟著大哥、三哥一起貪婪地讀著本地報紙上關於學生運動的北京通訊，以及後來上海的六三運動的記載。本地報紙上後來還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