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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對呀，於小姐，還是自己的國家好啊！”巴金和於梨華的會面，給他心靈上的震憾是出乎意料的。此前巴金雖然已經走出了“文革”的陰影，也開始有了屬於自己的寫作自由。但是，巴金還沒有從內心深處認識到這場災難給自己帶來的挫折和傷害，究竟應該如何面對？他也曾以博大的胸襟努力要求自己忘掉過去。特別是妻子蕭珊的不幸之死，留給他心靈深處的傷痛太深太重。然而他真正認識到祖國——母親與自己血肉相融的關係，還是在奉命會見於梨華這個“外賓”之後。巴金感到於梨華對他講的全是肺腑之言。在會面中，他也從這位成功女作家的身上，發現了自己的弱點。巴金知道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和非人待遇，儘管一度讓他痛斷肝腸，然而祖國畢竟是自己的母親啊。
在此後的頻繁外事活動中，巴金始終抱著這一原則：決不會在任何外籍作家面前“訴苦”，當然，老人更不想多談“文革”遭際。他想說的都是自己對中國文學的痴情。1980年5月22日，巴金又在他那座飄蕩著玉蘭花香的小院裡，會見了從美國回祖國訪問的著名女作家聶華苓。
她同樣是一位傑出的華裔作家，聶華苓雖然也是從臺灣去美國從事寫作的女作家，但她和於梨華所走的道路卻大相徑庭。這位湖北籍的女作家，曾在臺灣主持過與蔣介石對峙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國》，在祖國大陸發生浩劫的前夕，她就毅然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任“作家工作坊”的訪問作家。近幾年來，聶華苓在美國極力主辦旨在團結包括中國大陸作家在內的“國際寫作計劃IWP”活動，聯絡了許多海內外華裔作家。聶華苓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她——一箇中國女人，1977年竟然成為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這在華人作家中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那天上午，聶華苓是和她的丈夫、美國著名詩人保羅·安瓦爾一起來到武康路13號小院的。巴金和她談的主要是海外文學和臺灣文學的現狀等問題。聶華苓告訴巴金：海外的中國作家無時不在讀國內作家的作品。她本人在三、四十年代在臺灣時期，因為無法讀到國內作家的著作，特別是像巴金等人的早期著作而倍感焦慮。那時的臺灣最多隻能讀到徐志摩和朱自清的書。她開始研讀魯迅的著作大約是五十年代，所以她那時的寫作就象孤兒一樣地摸索著。
聶華苓認為：在臺灣寫作很困難，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然，那時臺灣的古典文學還是有的。她們那些在五十年代就開始寫作的作家，也覺得是有豐富的文化遺產。但是聶華苓認為：我們現代中國人應該有現代中國人的處境，而且還必須要有現代中國人的文學。她是在這種情況下去了美國的。她對巴金說，她到了美國以後，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所以她就更加憂國懷鄉，總希求將現代風格的寫作融化在自己的傳統文學氛圍之中。
巴金透過和於梨華、聶華苓這兩位海外女作家的交談，使他進一步認識了世界。十一年的封閉和幽禁，麻木了老作家的神經。可是，當他對從海外來的客人談起自己的寫作時，巴金仍然充滿著對祖國和人民的真誠之愛。他說：“我的寫作也有曲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不好。我想用我這支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去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就寫得比較少了。有一個時期我到了朝鮮，在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一個長期關在書房裡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衝擊，可是同時我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