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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文化層，出牛、鹿胛骨和龜腹甲，牛、鹿骨經刮削粗磨，有的加工較精，骨脊削平，周邊修平，關節鋸除，有鑽有灼，鑽有單鑽、雙聯鑽、三聯鑽之分。龜腹甲背部經刮削粗磨，有大小鑽孔和的，正面有焦痕，還有短直卜兆裂紋1。
顯而易見，夏代東方的占卜文化是大大領先於中原地區的，其龜卜與骨卜並舉，實自龍山時已開啟，人們為克服甲骨占卜上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很早就透過對甲骨的整治加工和施用鑽灼等占卜手續，以使易於見兆，進行力能所及的人為控制，反映了人們正有意識地把生活經驗和自身的積極追求貫施到甲骨占卜的兆象解釋方面。這種意識形態領域的認識飛躍，在中原地區則遲至商代才普遍出現。
如河北磁縣下七垣遺址，夏代文化層僅出有未經整治的有的羊胛骨之類，而至商代早中期文化層，驟然出現了龜卜和骨卜，甲骨的整治技術和鑽鑿的並施占卜法一下與東方地區拉平2。說明隨著商代的對外交往交流，東方文化因素始大量溶入中原地區。河北邢臺曹演莊商代遺址，占卜骨料有牛、羊、鹿、豬的肩胛骨和龜骨，其中牛胛骨多經削除骨脊和切去半臼，有鑽有灼，又有用牛頭蓋骨占卜者，龜則腹甲、背甲兼用，鑽鑿灼並施，而羊、鹿、豬胛骨均不加整治，另外早期出骨多，豬骨也只見於早期，晚期出龜多3。表明商代卜用骨料的主流，已逐漸限為龜甲和牛胛骨。
從商代前期王邑鄭州商城的考古發現看，卜用骨料佔大宗者為牛胛骨，其次是龜甲，還有少數鹿、羊、豬、狗胛骨。占卜形態可分三種情況，一是僅施火的，以牛、豬骨為多；二是先鑽後灼，以牛骨為多，龜甲次之；三是鑽鑿後的，以龜甲為多。其鑽有單鑽和雙聯鑽，既深且密1。至晚商殷墟王邑，甲骨占卜盛極一時，骨料主要採用牛胛骨和龜甲，又有用牛肋骨、象骨、鱉甲者。近年還發現有用人髖骨占卜的2。凡刮、削、鋸、切、磨、修、穿孔以系等，已成為例行的整治公事，各類形制的鑽鑿灼又顯示出相應的世代特色，且排列有序，組合規範。當時還常以一定的公文形式在甲骨上契刻下占卜的內容，可稱之為卜辭，重要者還塗朱塗墨，另又有署甲骨來源及整治者等關及占卜的記事文字。此外還有一些純出銘功或敘事的甲骨朱書、墨書及契刻文字，包括人頭骨刻辭、虎骨刻辭、兕骨刻辭、鹿頭骨刻辭、牛頭骨刻辭等等。
殷墟甲骨上的兆象顯現，因鑽鑿灼手段的諳熟而極為規整，兆坼大多呈卜字形，縱橫有致，已擺脫了原始雜亂無章或無兆象的兩分極端形態。《尚書&iddot;洪範》記有傳說為夏代的五種卜骨兆象：&ldo;曰雨、曰霧、曰蒙、曰驛、曰克&rdo;，孔傳雲：&ldo;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兆氣蒙也；曰圜，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rdo;若以視殷墟卜甲骨上兆坼的生物形態，恐怕是難以對上號的，倒是與龍山時期或夏代的甲骨兆坼裂紋之混雜多變有接近之處，這類兆象分類的原始意味很濃，似不會出自殷人，但也恐非向壁虛構，很可能即本之夏人的卜兆分類。殷墟甲骨兆象的人為控制因素極其明顯，兆坼變化的盲目程度已有較妥善的克服，顯然當時的卜人集團，在利用甲骨占卜為中介，進行人神間的溝通交流時，每賦以人的主觀能動因素，力圖以積極態度面對客觀事物的因果聯絡。《左傳&iddot;哀公十八年》引《夏書》雲：&ldo;官佔唯能蔽志，昆命於元龜&rdo;，杜註：&ldo;官佔，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rdo;確切他說，用龜不是夏人卜俗，實盛行於商代，言官佔先斷意，後用龜，倒較切合晚商官方的甲骨占卜場合，人的意志和認識所及，在對規整的甲骨兆象佔斷過程中，是有可能賴此特殊思維模式，對客觀事物的因果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