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八零中文www.80zw.tw），接著再看更方便。
「我想去找他擺一擺。」我說。
「去不得！去不得！」母親嚇得縮頸擺手，不時瞟著窗外，害怕有人偷聽。窗外一片墨黑，縱然有人站在那裡偷聽，也不可能被她看見。這是她老人家的習慣性反應。我想笑她，卻又笑不出來。母親由於規矩守法，勤勞家務，嚴束子女，早在1956年就被摘掉了地主帽子，給予公民權利。1957年我出事以後，她也被牽連地重新戴上帽子，予以監督管制。她是鐘鼓樓的麻雀，嚇破了膽。如今我又成了法定的階級敵人，於她的處境顯然更不利了。為她老人家也為我自己考慮，我應該謹慎些才是。「那我就不去找他擺吧，」我說。母親這才放心了，微露笑意，兩肘擱在桌上，燈下看我吃飯。這也是一種幸福，在她。
六弟餘勛鎰是我的堂弟，同我共一個祖父。我的父親和他的父親是親兄弟。槐樹街餘家的勛字輩男丁，按大排行，我是老九，餘勛鎰是老十六。十字礙口，簡呼他為六弟。六弟小我四歲，高頭大馬，愛說愛笑，在本鎮運輸隊拉架架車。早在解放初期，他就離家參軍去了。在部隊裡，先是學醫，後是做醫務工作。其間詳細情形，已不可考。他的雙親先後病死在三年饑饉時期，其狀甚慘。他的父親，我呼麼爹，解放前抽鴉片，當過保長。這對六弟在部隊裡的前途顯然有不利的影響，所以未能入黨。雙親去世以後，他從部隊轉業回家，在本鎮某醫院當醫生，娶了一位農村姑娘為妻，生活還過得去。後來在工作上不小心，出了醫療事故，被貶到運輸隊去技車。生活困窘，導致他的妻子回了孃家，形同離異。我被押送回老家時，他已經在拉車，一個人獨居了。他住在餘家大院的一個小庭院內，同我的堂妹餘勛錦一家緊鄰，同我一家斜對角。我和他都是早出晚歸的人，天天忙著掙錢吃飯，所以很少晤面。說他坐茶館說了一些牢騷話，以常情推之，恐怕也是確有其事。日子艱難，還能沒有牢騷。也是我太天真，竟沒有憬悟到前幾天開大會王鎮長宣佈的「打擊階級敵人的現行破壞活動」究竟指的是什麼。
此後一連幾日，我勞累於抬電線桿，涉水田，淋雨，又受了涼，弄得發燒咳嗽，疲憊不堪，便忘記了六弟的事情。每夜歸來，從缺牆口步入庭院，遠遠一瞥六弟的窗戶，總是黑燈瞎火，也不想想他到哪裡去了。後來他死了，才聽說那些夜晚他被叫到鎮政府接受嚴厲的審問去了。
5月30日晚上，北街劇場內又開大會，揪一些所謂的階級敵人出來批鬥。真是立竿見影，「五一六」才過去短短的半個月，小小的城廂鎮就冒出了這麼多搞「現行破壞活動」的階級敵人！本鎮的四類分子一百多人，加上我這個右派分子，在大會開始時，被持槍的民兵押上臺去，一排排的坐在地板上，在全場炯炯的目光下，低頭接受陪鬥和示眾。我坐在那裡，既不好太低頭做出一副猥瑣狀，又不好昂起頭來給人留下抗拒改造的印象，只好適當地低一低又適當地昂一昂，低低昂昂，如雞啄米。殊不知這樣做更不好，徒惹臺下群眾注目而已。正在狼狽之際，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四類分子用肘觸我，小聲說：「叫你去。」我側臉向旁邊望一望，望見舞臺后角有一個人站在那裡向我招手。我站起來，向他走去，不免心懷鬼胎，怕叫去挨批鬥。
他引我人後臺，叫我坐下，然後用臌凸凸的眼睛審視我，問追：「你就是餘勛坦？」
我點頭。
「就是流沙河？」他又問。
我又點頭。
「你認識我嗎？」他又問。
我搖頭。
「我是派出所的張邦榮。」他說。
「哦，是張所長。」我說。
「對，是我。」他接著說正題：「你不要同四類分子坐在一起。對右派的政策，你也是知道的。你到臺下去找個座位吧。要好好改造喲！」說完他就走到前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