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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雖大有&ldo;肩住黑暗的閘門&rdo;的氣慨，但無奈守舊派的炮火太猛烈，尤其面對針對陳獨秀私德的攻擊，身為北京大學進德會會長的蔡元培雖盡力回護，也終不免有所憚忌。於是，在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在湯寓集會，商討北京大學眼前的處境和怎樣應付對陳獨秀私德的攻擊。這次決定著陳獨秀命運、某種意義上，也是決定著中國此後命運的小小集會，箇中情形從《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收錄的胡適與湯爾和就此問題的通訊中有所透露。會議一直開到晚上12時，可見意見一開始並不一致，而爭論的焦點則是如何處理陳獨秀問題。蔡元培起初是仍主張保護陳獨秀，不向以陳獨秀私德為要挾的守舊派屈服，但湯爾和卻極力主張清除陳獨秀，馬、沈二人則附和湯。最後決定以體制改革為名，罷免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職務，讓陳獨秀&ldo;體面&rdo;地下臺。亦即廢除學長制，成立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的教務處，任命馬寅初為首任教務長，這樣，陳獨秀的文科學長一職也就自然解除。也許是對陳獨秀的去職心有不平，幾天後的3月31日，蔡元培主持會議做出決定，開除四年級學生張厚載的學籍，&ldo;雖然北大是向來不主張開除學生，特別是在畢業的直前&rdo;（《知堂回想錄》）。可以認為，在解除陳獨秀文科學長一事上，湯爾和起了主要作用，蔡元培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無奈。石原皋在《閒話胡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書中談及此事時說道：&ldo;沈（尹默）與湯爾和的關係很好，湯是當時操縱北京教育界的主要人物，蔡先生又被他們包圍了，以致演出了北大放逐陳獨秀事件。胡適在十六年後（一九三六年），對於這事還是憤憤不平，對於沈尹默諸人還是毫不諒解，我才恍然大悟沈尹默與胡適互相攻擊的原因。&rdo;香港學人陳萬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聯書店1997年版）一書中，說到當時北京教育界情形時，也指出：&ldo;由蛛絲馬跡，在北京似有以湯爾和為中心的浙江人士在教育界有左右勢力的存在。蔡、陳之進北大，都經由他們策劃的。&rdo;如此說來，湯爾和在其時的北京教育界確實是頗有份量的人物，由他來向蔡元培施壓，蔡元培也只得有所屈服了。多年以後，湯爾和在致胡適信中這樣憶及1919年的&ldo;3、26會議&rdo;：&ldo;發何議論，全不省記。惟當時所以反對某君（按指陳獨秀）之理由，以其與北大諸生同暱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將妓之下體挖傷洩憤，一時爭傳其事，以為此種行為如何作大學師表，至如何說法，則完全忘卻矣。&rdo;（1935年12月28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ldo;全不省記&rdo;、&ldo;完全忘卻&rdo;云云，當有自我辯解的成份。但這裡也透露出，湯某等人當時是主張陳獨秀根本就不能&ldo;作大學師表&rdo;的，亦即主張把陳獨秀徹底清除出北大的。但最後的決定，是仍保留陳獨秀北大教授的職位，這應該看成是蔡元培力爭的結果。確如石原皋先生所言，胡適對罷免陳獨秀文科學長的&ldo;3、26會議&rdo;，終身恨恨不已，甚至提起來就頗有些咬牙切齒。1935年12月28日，胡適在致湯爾和信中說：&ldo;三月二十六日夜之會上，蔡先生不願於那時去獨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壞，彼時蔡先生還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故頗為尊議所動。我當時所詫怪者，當時小報所記，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豈不可怪？嫖妓是獨秀與浮筠（按指當時的北大理科學長夏浮筠）都幹的事，而&l;挖傷某妓之下體&r;是誰見來？及今思之，豈值一噱？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