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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最後都到波斯尋求避難。時間久了，麻煩越來越大，因為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們被認為理應捍衛“正統”教義，並鎮壓任何邪教和異端。公元532年，經過在高加索山脈的一系列衝突與動盪之後，羅馬與波斯達成了一項和平協議，其中的主要條款是：波斯官員應該對那些違反卡爾西頓大公會議決議，或被羅馬官方視作危險分子的主教和教士進行搜捕並關押。
試圖調解教派之間的衝突是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的做法就是再好不過的例子。查士丁尼曾幾次三番地試圖融合對立雙方的見解，並於公元553年主持了由東羅馬天主教和一性論派主教共同參加的特別大公會議，旨在結束由來已久、愈演愈烈的相互指責；同時他還親自出席許多神職人員參加的小型會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在他死後，有人寫過一篇文章，記錄了人們如何看待他為尋求和解所做的努力：“他把局面攪得一團糟，卻還在生前贏得了榮譽；但在死後，作為懲罰，他只能去到最底層（即地獄）。”其他人採取不同的辦法，甚至為了平復爭議，乾脆就避免談論宗教。
當西方還在為各種不同見解吵得不可開交時，東方教會卻發起了一場有史以來最具雄心、最具深遠影響的運動，一場在規模上可以和後來發生在美國及非洲的福音主義運動相媲美的活動：基督教在沒有政治權力做後盾的條件下在新的地域迅速傳播。
阿拉伯半島最南端湧現出大批殉道者，表明宗教觸角延伸之廣，甚至連葉門的國王都成了基督徒。一位會講希臘語的旅人在公元550年去到斯里蘭卡，發現了一個勢力龐大的基督教群體，領袖則是一位由波斯任命的教士。
基督教甚至觸及到草原部落的遊牧民族，這讓君士坦丁堡的官員們非常吃驚。作為和平談判的條件之一，君士坦丁堡要向這些草原部落派遣人質。等到這些人質回國，大家發現有些人額頭上居然刻著十字架的刺青。問他們原因，他們說，當時發生了瘟疫，人群中的基督徒建議這麼做（以求上帝保佑），自那以後，那邊的國家一直都安然無恙。
到6世紀中葉，亞洲腹地已擁有了自己的地區主教。巴士拉、摩蘇爾、提克里特等城市聚集著大批的基督教信眾。福音遍及的範圍已經相當廣闊，位於泰西封附近的科赫（Kokhe）都有不下五個主教轄區。像梅爾夫、貢德沙普爾等城市，甚至是中國的西部綠洲之城喀什，都比坎特伯雷更早擁有了自己的主教。這裡的許多基督教中心在首批傳教士抵達波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幾世紀之前就已存在。撒馬爾罕和布哈拉（Bukhara，位於今烏茲別克）同樣是大量基督徒的家園，比基督教進入美國早了一千年。事實上，即使在中世紀，亞洲的基督徒也比歐洲的多得多。畢竟巴格達、德黑蘭、撒馬爾罕這些地方到聖地耶路撒冷的距離，要比雅典、羅馬、倫敦、巴黎近得多。只不過基督教在亞洲的成功長久以來被後人所遺忘。
基督教的傳播要歸功於波斯帝國薩珊統治者的包容和變通。國王庫思老一世（Khusraw I，531—579年在位）以善待外國神學家著稱。在當時的君士坦丁堡，他被人們譽為“文學愛好者和睿智的哲學家”。一位君士坦丁堡的學者對此頗有微詞：這真是不可思議，前不久他還在反對歷史學者阿加提阿斯（Agathias），現在一下子卻變得這麼聰明；他的講話粗魯野蠻，怎麼可能理解哲學的精髓？
到6世紀下半葉，東方教會上甚至開始出現為波斯統治者祝壽禱告的場景。不久之後，人們還將看到波斯國王親自組織新教區的選舉，並鼓勵他治下的所有主教：“快來……選出你們的領袖……在他的管理和領導下，讓我主耶穌基督的聖壇和聖殿佈滿整個波斯帝國。”薩珊統治者已經從曾經的亞洲基督教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