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部分 (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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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捨地勸說波斯人簽署《赫拉特公約》（Herat Convention），該公約承諾保護中亞地區抵抗俄羅斯的擴張。但這並不是一個輕鬆的任務，波斯人在該地區有著自己的利益，而且英國在近期的干預活動中不僅沒有幫忙，反而使阿富汗獲益，這讓蒙受損失的波斯人耿耿於懷。與此同時，英國還採取措施與坎大哈以北的人建立聯絡，以便更快獲取任何俄國人的行動資訊，無論是軍事還是其他方面。
政府高官們絞盡腦汁，商討該如何應對俄羅斯可能入侵印度的情況。從19世紀70年代起，一系列報告開始從更宏觀的戰略角度研究這一問題，從中可以看出英國與俄羅斯在其他地區的分歧和緊張關係也會給東方帶來壓力：在1877年俄國入侵巴爾幹後，一份備忘錄探討了“萬一英國加入土耳其一方與俄國開戰，他們可以在印度採取哪些手段”；而一份寫於1883年的備忘錄則懷疑“俄國可能入侵印度嗎”；不久之後的另外一份備忘錄的題目是“俄羅斯的弱點是什麼，以及當前的局勢對我們在印度制訂的邊疆政策有何影響”。這些檔案的作者、鷹派人士的弗雷德裡克爵士（Sir Frederick，後來升為勳爵）在1885年被任命為印度英軍總司令，這清楚地表明瞭當時的形勢有多麼嚴峻。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對亞洲局勢持悲觀看法，即便在1886年英國獲取了俄軍上將阿列克謝？庫羅帕特金（Alexei Kuropatkin）的一系列入侵計劃。軍事情報機構的負責人亨利？布拉肯伯裡（Henry Brackenbury）認為，從俄國人的進攻意願以及沙皇軍隊的準備程度來看，俄國的威脅明顯被誇大了。喬治？寇松（George Curzon）曾經是一位前途無量的年輕議員和萬靈學院（All Souls）的獎學金獲得者，但是在當了十年的印度總督後，變得愈發目中無人。他看不到俄國在東方利益的背後有什麼大計劃、大戰略。他在1889年寫道：“俄羅斯人的策略既不統一，也不犀利，更不持久。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多變的計劃，它依賴於事態的發展。他們期望從其他人的失誤中獲利，但犯錯的又往往是他們自己。”
俄羅斯對中亞大局特別是印度的態度，的確有些虛張聲勢和一廂情願。軍中不乏頭腦發熱之人談論著取代英國成為印度次大陸統治者的宏偉計劃；一些實際行動也付諸實施，似乎表明俄羅斯對待利益並不消極。例如，一些官員被送去修習印地語，為即將介入印度做準備。一些令人振奮的訊息也送上門來，如旁遮普大公達立普？辛格（Duleep Singh）就寫信給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希望“約250萬的同胞能從英國統治者的殘酷枷鎖下被解放出來”，並宣稱其“代表了絕大多數有影響力的印度王公”。這似乎是在公開地邀請俄國人將國境線向南推進。
然而事情遠非這麼簡單。一方面，如何將新近征服的廣袤疆域納入帝國管理體系，對俄羅斯人來說是個難題。被派到突厥斯坦的官員們埋頭於複雜且錯誤百出的土地登記工作，在精簡當地稅務和法律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阻力。這引發當地民眾不絕於耳的批評和抱怨，加上伊斯蘭教影響著這些帝國治下“新俄羅斯人日常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使得聖彼得堡內閣將之稱為“我們東方邊境上的宗教狂熱”。對這些新領土可能發生暴動和叛亂的擔心如此強烈，以至於俄羅斯免除了當地的強制兵役制度，徵稅標準也被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刻薄地指出，連俄羅斯的農民都沒有享受過如此慷慨的待遇。
另一方面，人們對當地居民的看法也是個棘手的問題。俄國批評家們提醒民眾不要抱有像英國人那樣的偏見態度，他們注意到英國士兵“像對待動物一樣”對待塔什干集市中的商販。據說，一位英國上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