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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去查考、核對彭師父這樣一個卑微的小人物如何進入乃至牽動著他所處身的這個&ldo;時代的巨大漩渦&rdo;。其間‐‐在眾多早已隱身於各界且身居要津的庵清光棍暗中的協助之下‐‐我逐漸成為一個比&ldo;年輕作家&rdo;、&ldo;知名作家&rdo;或&ldo;值得期待的大師級作家&rdo;更了不得一點的人物。即使我用化名冒充一個初中學生、寫了一本生活周記，也都在短短兩年不到的時間裡賣出去二十六萬冊；接著，有人請我上電視主持節目，有人邀我客串演出一部名為《悲情城市》的電影（這部電影還得過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也有人重金禮聘我替吉普車、烏龍茶、眼鏡、烈酒、信用卡和一種醃漬得酸不溜丟的牛蒡絲等產品當代言人；背著人，我自己其實再清楚不過，這些浮光耀影、繁華縟麗的俗世聲名、成就和利益絕非來自我個人的智慧、學養或努力，它們全是老漕幫傾力發動，運用各種勢力、關係、人際網路、社會資源去換來的。而且我更知道，這一切都是&ldo;預付的版稅&rdo;‐‐祖宗家門兒上自幫朋大老和一百單八將，下至潛伏在臺灣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行業、各個角落裡不為他人所知的庵清光棍，他們都在引領翹首，等待著、企盼著，甚至有形無形地催促脅迫著我寫出這一部《城邦暴力團》，重新還原一個本該歸屬於他們的歷史真相。
扮演所謂&ldo;媒體寵兒&rdo;、&ldo;社交名流&rdo;的一段不算短的時日裡，我幾乎忘了曾經作過四次失敗的嘗試，分別寫成了四個終至廢棄不用的小說開場。然而對真正的書寫工作來說，這段歲月就像任何一個膽敢假借創作之名、佔世界一點小便宜的藝術家所曾經示範過的那樣，並非全然浪擲。比方說，一位電視臺的高階主管慷慨地讓我隨意使用一架可以播放那種古老盤式錄音帶的機器，我才能夠憑藉著現場的交談和聲響去重建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植物園荷塘小亭中發生的事件細節‐‐我終於知道那些警車頂上的鳴笛燈號的確是在趙太初引吭長嘯之際轟然震碎的。
再比方說，一個替廣告公司看管片庫的老榮民為我旁證了彭師父當年的挫折和憤懣。原來自一九六年起，臺北市政府便有意整頓市容、逐漸淘汰三輪車，一方面以每輛三到六千元的價格公開收購，另方面則輔導車夫轉業開計程車，要不就從事其他勞動工作。有些車夫只肯接受輔導，或領取救濟金，至於車輛，卻寧可自行高價轉賣給那些並不認為政府真會淘汰三輪車的新進同行。一九六六年初，在部分車夫集體勾串哄抬之下，一輛六七成新的三輪車可以叫價到新臺幣八千多。彭師父和片庫那老榮民幾乎是在同時上的當。片庫那老榮民接著問我：&ldo;你那個什麼師父後來做啥？&rdo;我說他賣了些金子買一把大關刀插在門口開武術館。他說：&ldo;那他厲害！&rdo;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感覺有人會羨慕彭師父。
我認真想要以彭師父為主軸敘述《城邦暴力團》的念頭之所以忽然出現，是在一個玄關上方懸掛著一輛三輪車、名喚&ldo;酷力&rdo;的迪斯科舞廳。那時距離我離開&ldo;人文復健醫院暨護理中心&rdo;已經三年多，正確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號。我早已忘記背後一直有人在追殺著我。
當時有一家剛開始營運的有線電影片道準備請我主持一個可以環遊世界的旅遊節目。頻道負責人很有誠意地請我吃了一頓豐盛的湘菜晚餐，就在他和另一位製作人分別離座打電話和上廁所的時刻，三個穿一身黑西裝的年輕人圍近餐桌，其中一個十分有禮貌地說：&ldo;請大春先生借一步說話。&rdo;我走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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