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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思想邏輯是，只要罷黜百家而專崇一家，不論此家是何家，都會導致愚民。治愚需教育。但是，需發展何種教育？祖父注意到，在中國歷史上，愚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透過某種教育得以實施的：&ldo;中國幾千年來，受過教育者皆在愚民政策之下受教育，其受教育之結果，焉得不愚？&rdo;所以，教育誠然需要，但僅僅認識到此，還是不夠的。那麼，怎樣將開啟民智的教育區別於愚民教育？祖父認為，&ldo;中國這個&l;愚&r;的問題，實在要費思索。&rdo;他試圖從&ldo;教人為什麼&rdo;的角度，即教育的目的和作用的角度去區分愚民的教育和開啟民智的教育。為此，他使用了一個概念&ldo;知識力&rdo;。他說：&ldo;我用培養人民的&l;知識力&r;來解決這個問題。&rdo;這就是說，要透過發展能夠提高人民知識力的教育來開啟民智，而不是對人民進行束縛思想、沒有知識含量的教育來致愚。當我看到&ldo;知識力&rdo;這個用語時，油然想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ldo;生產力&rdo;這個概念，並猜想前者系透過對後者的一種類比聯想而獲得。的確，祖父在提出&ldo;知識力&rdo;時，是和&ldo;生產力、組織力、生存力&rdo;並提，構成他所謂的&ldo;四力政綱&rdo;。我的這個猜測雖然沒有確鑿證據，但也並非是空穴來風。根據是：其一，祖父閱讀廣泛，對於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已經有重要影響的共產黨所遵循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應當給予關注；其二，祖父和一些學貫中西、學貫&ldo;馬&rdo;與&ldo;非馬&rdo;的知識分子多有交往。比如，1941年和祖父一起組織&ldo;唯民社&rdo;的人中，就不乏這樣的人物。從他們那裡，祖父很可能會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概念；其三，1942年，祖父和周恩來會談以後，中共中央於這一年6月派員在祖父軍隊中安設電臺，和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聯絡，祖父得以經常讀到中共的文獻。後兩個有時間可考的事件都發生在祖父使用&ldo;知識力&rdo;這個概念的時間（1943年）之前。從&ldo;知識力&rdo;這個概念出發，祖父對於透過肅清文盲來解決&ldo;愚&rdo;問題的主張進行了一番評論。他說：&ldo;過去有人主張平民教育，力行肅清文盲，以為&l;文盲&r;肅清，&l;愚&r;的問題，就可完全解決了，這是一種極其皮毛的觀察。……有知識無知識，還不在文盲不文盲，書生不書生，所以我用培養人民的&l;知識力&r;來解決這個問題。&rdo;從這段關於文盲和知識的文字，我不由想起費孝通教授在《鄉土中國》一書的&ldo;文字下鄉&rdo;一節中的論述。費孝通教授談到，&ldo;鄉村工作的朋友說鄉下人愚那是因為他們不識字，我們稱之曰&l;文盲&r;，意思是白生了眼睛，連字都不識。這自然是事實。我決不敢反對文字下鄉的運動，可是說不識字就是愚，我心裡總難甘服。&rdo;&ldo;鄉土社會中的文盲，並非出於鄉下人的&l;愚&r;。&rdo;費教授的看法和祖父的看法有相通之處。祖父當時是統治者中的一員。他何以與那些主張愚民政策的統治者不同，而極力主張提高民智呢？當然，這和他欲求建功立業、圖謀政治發展，而又苦於人才缺乏有關。甚至，和他自信的個人性格也不無聯絡。他曾經講過，&ldo;通常以為有知識的人難於掌握，無知識的人易於掌握，實際適得其反--世界上最難掌握者，還是屬於無知識、腦筋簡單的人。&rdo;這些話中流露出樂見天下人有知識而治理之的高度自信。自信，確實是祖父性格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從更大處來看，祖父之強調提高民智，是基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