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秋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八零中文www.80zw.tw），接著再看更方便。
業對口，不忍捨棄。我把這種心情向伍修權作了簡短彙報。
我的話音剛落，伍修權就明白了我的心思。“那麼，你說怎麼辦？”伍修權問，目光和善地注視著我。
作為分管我們這項工作的總參領導，能夠在一個人事調動上徵求當事人的意見，這使我很受感動，既感動於他對我的器重，又感動於他對我的信任。我說：“首長，請讓我先做做收尾的工作，等這兒的工作交接了，我馬上去中央領導那兒報到。”
這是我的“緩兵之計”，我想緩幾天看看情況，同時也調整一下心態，為未來新的工作崗位作些準備。
伍修權最後說：“請你放心，如果你在新的崗位上工作不順利，我們隨時歡迎你回來。”這句話是顆定心丸，我放心了。
這個工作調動計劃幾天後有了變化。調我當秘書的那位中央領導由於身體原因，工作範圍作了一些調整，不再需要我了。這樣，我就安心地繼續做我熟悉並且喜愛的工作了。
那一次在聯邦德國，我還當著伍修權的面，出了一次小小的“風頭”。在我陪同伍修權會見外賓的時候，伍修權隨口吟出一句古詩“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做翻譯的，最怕的是臨時碰上需要翻譯的成語諺語或者詩歌了。但伍修權話音剛落，我就把這首古詩翻譯出來。不但譯出來了，還使外賓理解了這首詩的妙處，贏得滿堂喝彩。伍修權對此很滿意。
我為伍修權即席譯詩（2）
1984年9月，已經是中顧委常委的伍修權提出來要請我吃飯。作為後生晚輩，這樣的機會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我高興地接受了邀請。原來，伍修權是要酬謝我對國際戰略學會工作的幫助，當時他正擔任這個學術機構的會長。沒想到，1997年，我也成為這個學會的會長，而且一干就是10年，一直到今天。
那次聚餐的時候，伍修權將一本剛剛出版的《我的歷程（1908…1949）》（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簽名贈給我。這是我收藏的最早的簽名書之一。
毛主席說他能“頂幾個師”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我黨有三位卓越的情報人員打入國民黨核心機關，獲取了大量情報，周恩來將他們稱為“前三傑”。他們是李克農、錢壯飛、胡底。解放戰爭中，又有三位傑出的情報人員，同樣一人能敵萬千軍，創造了情報工作的奇蹟。周恩來將他們稱為“後三傑”。“後三傑”指熊向暉、陳忠經和申健，在周恩來身邊具體負責“後三傑”工作的是羅青長。
2005年9月13日，我到八寶山革命公墓參加熊向暉的遺體告別儀式，適逢陳忠經和羅青長也來追悼，我請陳忠經和羅青長在熊向暉的訃告上籤了名，留下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紀念物。熊向暉出生於1919年4月，享年86歲。
我第一次見到熊向暉，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那時候，我在聯邦德國工作。有一天，我接到通知，王震同志從英國出訪歸來，途經瑞士，讓我去彙報國防工業的軍民結合問題。在瑞士，我見到了王震，和王震一起聽取我的彙報的，還有一位眉目清秀、風度翩翩的長者，王震介紹說：“這是熊向暉，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黨組書記。”
對我來說，熊向暉的名字如雷貫耳。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情報人員。建國以後，他曾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1954年隨周恩來出席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問題的日內瓦會議，1961年隨陳毅出席討論寮國問題的日內瓦會議，1962…1967年任英國代辦，70年代初協助周恩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並於1972年任首次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代表。這些活動，創造了新中國外交史上的一次又一次輝煌。
“熊向暉同志還曾經是你的領導呢！”王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