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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在紐約的那次震撼，說明他聲稱在轉學前將杜威的著作通讀，或有誇大。因為杜氏對當時歐美流行的「迴向人民」運動極為傾心，也曾竭力鼓吹並直接參與之。胡適若通讀了杜威著作，見其參加遊行決不會吃驚。反之，「迴向人民」這一運動的「迴向」二字，又露出其本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知識精英的運動。美國知識人的精英意識，因其歷史處境又遠比英國等地的要強（詳後）。主張自上而下的計劃政治，暗藏精英意識而又有「迴向」大眾的願望，是胡適最能認同於杜威和美國現代自由主義之處。故胡適在1915年或尚未通讀杜威，但後來循序漸進，到其回國談政治時，已深獲杜老師的真傳。他後來自稱，在美國留學時目睹、參與和研究政治，對他後來關心中國政治和政府，「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應是不錯的。[8]
但胡適在美國獲得的政治影響並非全是正面的。周明之先生以為，胡適所吸取的西方價值觀念加強了他那種超然的精英主義。「西方教育加大了他與中國現實的距離；儘管他的思維方式基本上仍是中國式的，他的大多數觀念卻［已］變成西方的。這樣，胡適將逐漸作為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精英從外面來觀察中國政治」，並在很大程度上據外國標準來判斷中國事物。這是有所見的。但也應注意到，胡適曾宣告，他談政治仍是「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的應用。[9]他之所以用外國眼光和標準，特別是杜威思想，來觀察判斷中國事物，就因為他早認為這觀念已從「外國」的特定社會環境抽離出來，不過是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方法」而已。同時，胡適既然以「外國傳教士」自居，有時其實是不得不努力以「外國觀念和標準」來觀察評判中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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