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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講學複議政」是一種胡適一貫嚮往的魚與熊掌兼得的兩全境界的話，前面說過，在留學的後期，他確有往「講學」一面偏移的傾向。這一方面因為他已漸打定主意要想從根本上即文化上造中國不亡的遠因，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二哥的教導。本來二哥就教他「以文學發揮政治之真理」，且視為中國之「急務」，要胡適沿此方向努力。但因胡適在1915年初主張「中國須三次革命」，二哥痛斥之，並要他在思想上和革命黨人「痛與絕之，一意力學。否則為彼所染，適以自陷」。此後胡適的態度有明顯修正，即偏於「講學」而較疏於「議政」，但對後者的興趣並未稍減。比較接近其心態真相的是胡適晚年自述的，在成年後的生命裡，「我對政治始終採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4]這是身歷從士到知識人過渡的當事人對兩者間區別的親切表述。除了出任駐美大使的四年，他確實甚少參與實際政治。但只「議政」的「輿論家」卻是他一直想要做的。
胡適自己說，他初回國恰遇張勳復闢，到上海時，「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闢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於是發下二十年不談政治之願。這話不完全可信。胡適初回國即先回家鄉，路上最使他「感動的一件事，就是沿途的鴉片確已禁絕了」。[5]他在美國動身前，已擔心去不了北京，後來的實際情形顯然要比想像的好得多；且既然已到最感動的程度，可知初回國時還不是一無好感，對國內的觀感應不那麼黑暗。但胡適對教育界，特別是他將去的北京大學，觀察一定是細心的。那時蔡元培正在那裡大聲疾呼讀書不為做官，學術應與政治分流（未必用這個詞），胡適不可能不注意到。胡適本一向注意隨時調整自己與時代社會的位置，今既然發現國內知識界的趨勢是不做官不談政治，自然會調整自己想「講學複議政」的計劃。
簡言之，胡適發下不談政治不做官的誓願可以是確有其事，惟本不全出於己意，而且恐怕主要意思還是在不做官上。他的名著《易卜生主義》其實是一篇專講實驗主義政治的文章。胡適說易卜生最恨政客，以為加入政黨是很下流的事。在他看來，「那班政客所力爭的，全是表面的權利，全是胡鬧。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6]或者是胡適要學易卜生，或者他根本就是以易卜生之口說自己的話，總之他也是不入政黨，專抓思想革命。不過，胡適那時才二十多歲，二十年後也不過四十多，真要做官，其實也還留有較大的餘地。如果上述分析尚能成立，則胡適出來談政治是早晚的事。他後來愛說的五四運動造成的政治對文化的幹擾，頗有倒著放電影的意味（詳後）。倒是他說自己出來談政治是「忍不住了」，才是最接近真相的話。他的確已忍了很久了。
那麼，胡適的政治觀是怎樣一種政治觀呢？胡適從小養成計程車大夫意識相當深重，在美國的留學生活給胡適的最大影響之一即是使他由士大夫意識轉向重視下層民眾的「民主精神」。1912年胡適曾參加進步黨的集會，見到許多康大的教授在場而主持者卻是該校的管樓工人。他後來回憶說：「這種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會的民主精神，實在令我神往之至。」實則當時未必就已十分「神往」，尤其並不「之至」。他在幾年後觀看紐約女子參政遊行時，發現「此邦哲學界第一人」杜威也參與之，又大受震撼。胡適吃驚之餘，不禁慨嘆道：「二十世紀之學者不當如是耶！」他到晚年時對此記憶猶新，可見震動極大。胡適回憶說，杜威「還直接參加此一群眾運動」，對他的影響「至為深刻」。[7]其實「還直接」三個字，已暴露出他計程車大夫意識至老也未全衰。有那樣的意識，每次目睹此類事件，震動頗大是可以肯定的。而這樣的震動多了，意識就不知不覺向「神往」這邊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