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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遠。章太炎的齊物論融會佛老，「以不齊為齊」，在精神上恰上承晚清諸子學興起時的多元傾向，同時也體現了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溫故而知新」的傳統精神。這與五四人接受的近代西方必破而後立的取向正相對立。五四人之接受破而後立的取向，一方面是受中國近世思想激進化的影響，同時也更進一步推動了這一激進化的程序。
沿此趨勢發展下去，更形成不學西方就是保守，而保守就不愛國的認知。民國以還，中國「新」的崇拜有增無減。林語堂在1926年參與東西方文明討論時，認識到那些講東方精神文明者多少有些「東方的忠臣義子愛國的成分」。他主張，愛國要搞清利害，若「反以保守為愛國，改進為媚外」，則對中國自身不利。[63]林氏的觀點正確與否暫可不論。惟其在「以保守為愛國」之前加一反字，實透露出保守即不愛國的潛臺詞。且林氏這樣說時毫不感覺有加以解釋界定的必要，可知這已是許多人的共識。林語堂在民國遠非以激進著稱，尚且有此認知，餘人之觀念就可想而知了。
在這激進化進展中，胡適既深受這大趨勢的影響，同時也是歷史的參與者和製造者。同時，胡適在歸國前自定位為傳教士的使命感，將會使他有意無意中不得不抑制自己持有的許多觀念。當他有意識地在中國扮演「外國傳教士」這一社會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觀點和批判的精神時，他會發現，有時不得不犧牲那些與「新觀點」衝突的自己原有的觀點；他批判精神的鋒芒所向，有時會直指他本來想儲存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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