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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胡適後來開出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再看看他的《四十自述》和留學時的日記，則可知大部分這些書，都是到留學時才在讀（有些恐怕是到北大任教時才讀的）。胡適在留美期間，一直堅持自修中國舊學，經、史、子、集之書，均有所涉獵。那時他對中國舊學所下的功夫的確不淺。胡適自1910年冬開始讀《左傳》，到1911年4月讀完；接著又讀《詩經》，頗有解悟。他認為「漢儒解經之謬，未有如《詩》箋之甚者矣」。因為漢儒以《詩》作經典讀，專事訓詁，結果使詩的「天趣」湮沒，不再是詩了。胡適打算全盤推翻漢儒註疏，「一以己意，為造《今箋新注》。自信此箋果成，當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誇也」。胡適對漢儒的不欣賞，固然有宋學的門戶之見，但從文學角度言，要還《詩》一個本來面目，也是有所見的。[34]
胡適大約自讀《左傳》時開始對文法感興趣，他在1911年6月收到朋友張慰慈給他寄來的《馬氏文通》。以當時的郵遞速度言，則他提出要求至少在兩三個月之前了。很可能是因為這一興趣，胡適雖然極不欣賞漢儒以訓詁解《詩》，他自己卻很快就無意識中被漢儒「俘虜」，開始講究起其訓詁來。讀《詩》一個多月後，胡適在1911年5月對《詩》中「言」字的字義，「忽大有所悟」，結果做出他第一篇正式的考據文字《詩三百篇言字解》。他自稱該文所用的方法「不完全是從康乃爾大學學到的」。故知其同時在學其他的方法，實即中國人治學的方法。由於已經有過實際研究的經歷，胡適讀《馬氏文通》或者比一般人的領悟要深刻些。他一讀就「大嘆」馬建忠「真不可及」，自以為「有志焉而未自逮也」。[35]可以想見，胡適做《言字解》雖在其讀《馬氏文通》之前，但後來發表出來的文章一定是參考《文通》後進行了修改的。以後胡適做的幾篇文字考據，也都深受《馬氏文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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