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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這次專業的最後確定，部分是受女友韋蓮司的影響。那天他顯然和韋女士有嚴肅的細談，第二天胡適即給韋女士去信，感謝她在關鍵時刻像舵手一樣矯正了自己的發展方向，而且也只有她能做到這一點。他在信中承認，本已意識到自己騖外太甚，正擬糾正，結果那年初的中日交涉事件「把一切都攪亂了」。胡適再次表示決心按女士所說的去做。也就是頭一天兩人相約的，「各專心致志與吾二人所擇之事業，以全力為之，期於有成。」[30]欲為國人導師，是典型的「作聖」觀念；但限於竭吾所能，為吾所能為，又是「率性」了。胡適此時仍存「作聖」之想，但已在往「率性」方向移動。而且，專心致志於自己所擇之業上並能有成，是在「率性」的方向上「作聖」，魚與熊掌俱得的取向已被胡適逐漸「系統化」了。
不過胡適並不能完全做到專心於自己所擇之業。他後來藉以「暴得大名」的文學改良（革命）論，就是他沒能屏絕的許多事中的一件。觀其後來，可以說胡適的職業取捨雖然已有，心裡仍是終生徘徊未定。他對自己究竟「在搞些什麼」，晚年也說「還不知道」。他每勸年輕人擇業要依自己的興趣，卻又常鼓勵人選學理科而不要學文科，[31]可知仍遊移於「率性」和「作聖」之間。在胡適有意識的層面，他隨時都在注意自己博而不精的弊病；但在其無意識的層面，實際上仍偏於往博大一面發展。這既因為胡適天生有點反叛精神，專精一門可能覺得太受限制，即他所說的「無有生趣」；同時，胡適聰明而膽大，在新領域容易有突破，所以常常開了風氣就轉向新的方面，就像他讀書愛轉學一樣。
這種在求學上既要專精又要顧及「生趣」而趨廣博的取向，也體現在胡適的學業之中。胡適與一般留學生的最大區別，就是其涉獵遠超出專業的範圍。他一開始就注意閱讀美國人討論中國的著作。他到美國約半年，讀了前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ith）的《中國的全面提升》（the uplift of cha），認為「其言皆切中情弊」（按uplift一詞通常也譯作「社會進步」，意謂文化、道德、精神及社會的全面升格提高；但由傳教士用來描述異教國家或地區的「進步」，就有極強的價值判斷含義）。胡適那時本來就常常憂中國將亡，他在對中國情形的基本判斷方面又接受此書的觀點，且恰是在「弊」的一面，此時雖未必立即產生影響，但日後看中國情形常似出自歐美眼光，雖出於愛國之心，卻每被人視為不愛國，就比較容易理解了。[32]
1912年10月，胡適又讀了明恩溥的《中國人的特點》（插racteristics of the chese）和洛斯（ea ross）的《變化中的中國人》（the 插ngg chese），並「皆作札記識之，以為他日之用」。第二天，他又讀後來任駐華公使的芮恩施的《遠東思想政治情勢》（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the far east），認為其中論中國「近二十年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一篇，「於實在情形，瞭如指掌。美國人著書論吾國者，未有及此書之真知灼見者也。」其中洛斯之書開篇第一句就是：「中國者，歐洲中古之復見於今也。」胡適讀了，「初頗疑之」。一年後，他在讀了一些西方中古史書籍後，「始知洛氏初非無所見也」。西書讀得稍多，西人的影響由潛在漸到明顯，胡適無意中已慢慢「投降」了。[33]
但是，胡適讀得最多的課外書，卻是中國的傳統典籍。他晚年說：「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著作，及比較近代的宋明諸儒的論述，我在幼年時，差不多都已讀過。」這裡的「基本」，可以因人而異，隨便定義。他的口述自傳本是要給洋人看的，為西人設想的標準，當然可以較低。若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