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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教師是發工資、吃商品糧的，每月二十九斤麵粉，百分之七十是細米白麵，另加半斤香油。民辦教師沒有工資，只有工分，農業戶口，生產隊分多少吃多少，分到的紅薯論斤稱，確實比公辦教師的要重得多。教師廁所裡的大便，堆小的是公辦教師，堆大的一定是民辦教師。國家對這一批民辦教師，並非不管，每月發給一點補貼。最早的時候，補貼很少，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兒：“民辦教師不簡單，仨月發了五錢三。”後來，才逐步漲到每月五、六、七塊錢三個檔次。有時，在一個學校裡，上級撥給了兩塊錢的工資指標，要求分配給兩個人，民辦教師們為了這一塊錢，爭來爭去，評來評去，落實到誰的頭上，誰都像現在的幹部受到提拔重用一樣幸福，一年下來，淨增十二塊錢啊。
當上了“孩子王”的民辦教師，在人格上並不低下。在我們鄉親們眼中，民辦教師也是“朝廷老子”封過的，能夠當上民辦教師的，都是一些有學問的人，乾的是高尚的工作，比他們風颳日頭曬在地裡幹活兒強得多。這些民辦教師出去家訪，在許多學生家裡，還能夠喝到一碗“荷包雞蛋茶”。劉慶立的女人生二胎孩子的時候，女人心疼他，把自己碗裡的紅糖雞蛋撥給他吃，他說啥也不吃這種“荷包蛋”，說自己在學生家裡喝“荷包蛋茶”喝傷了，一聞見“荷包蛋”，就覺得有一股子雞屎味兒。同時，民辦教師在學校裡，除了工資冊子上有較大的差別以外，發備課本子、墨水、蘸筆，每月發一公斤煤油、一條毛巾、一塊“洋鹼”，都與公辦教師是同等的。那時候不抓教學質量，要不然，在這一方面，也一定是同等的。
多種成分教師並存，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公辦、民辦、隊辦和代課教師摻和在一起，分成三六九等，很不好管理。改革開放後，國家的經濟狀況逐步好轉，每年都要下撥一定的轉正指標，消化掉一批民辦教師。這些民辦教師從此有了盼頭，不僅教學賣力，而且刻苦鑽研知識。縣城高中的教學質量快速上升，顯然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是，轉正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兒，有著嚴格的條件限制。開始時，人人比照條件，有了資格，才可以參加轉正考試。考上後，還要在縣一級的教師進修學校培訓兩年，頒發中等師範專業畢業文憑。進修的這兩年，記工齡，然後才能接受國家分配，與剛剛從中等師範學校畢業的學生一道，當上公辦教師。所以，到畢業分配的時候，去教育主管部門參加分配會議的人員，爺是爺孫是孫的，年齡的差距很大。不過，民辦教師轉正的這個特殊群體，畢竟有家事所累，往往分配得離家裡近一些，那些年輕人往往分配到縣城或者鄉鎮工作。
劉慶立上學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學習成績突出的好學生。當上民辦教師後，他一度很滿足。因為當教師了，登門說媒的人比其他年輕人多了幾倍，擇偶的餘地大得多。經過反覆挑揀，他找了一個漂亮一點的老婆，早早地娶了過來。這女人白天在地裡幹活是一把好手，到了晚上，在床上折騰，也是一把好手。往往吃罷晚飯，他女人最煩劉慶立備課改作業，早早地把燈強制性地吹了，要劉慶立陪她睡覺，劉慶立當然也樂意這麼做。那幾年，女人養得白白胖胖的，劉慶立養得黃皮寡瘦的。
是女人都脫不了鬧分家的套套兒，一大家子在一起過，必定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劉慶立的女人常常抱怨，沒有辦法補貼自己出了大力的男人，總想分家過小日子。況且劉慶立還有活收入，在一起過，買油買鹽，都要有工資的人掏腰包，肯定吃虧。結婚不到兩年，就鬧分家。於是，這家就分開了，兩口子一連生了三個孩子，把劉慶立的才氣、志氣都生沒有了。男人沒有了這兩種東西，肯定怕老婆。分田到戶後，種地比當民辦教師強，他老婆叫他往東，他不敢往西，上班時到學校裡糊弄一下學生，就得趕緊回到地裡幹活兒。久而久之，把原來上學時學到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