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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把這場談話向厄普肖彙報時，他聳聳肩說道，“文森特·洛德是第一流的刺兒頭，不過他這個刺兒頭精通業務。你要我告訴薩姆，讓他在屁股上挨一腳嗎？”
“不用，”她倔強地說。“我自有辦法對付他。”
她的辦法是記住更多的侮辱她的話，同時瞭解文森特·洛德的能力，在瞭解的過程中，她終於尊重洛德的能力了。儘管比西莉亞只大七歲——他三十六歲——他的資歷給人深刻印象，其中包括：以優等成績獲威斯康星大學理學士學位，從伊利諾伊大學獲化學博士學位，而且還是很多有名的學術機構的成員。在伊州大學任助理教授期間，文森特·洛德發表了一些論文。他的論文敘述他自己的重要發現，其中有關口服避孕藥的一篇導致了對該藥的改進。西莉亞瞭解到，大家都期待的是，洛德博士終將研製出一種重要的新藥，從而取得重大的突破。
但是在人生旅途上，文森特·洛德從來沒學會做一個招人喜歡的人。西莉亞想，或許這就是他一直打光棍的原因，儘管用一種質樸、苦行僧的觀點來看，他在外表上還是很吸引人的。
一天，西莉亞試著改善一下關係，建議他們互相只叫名字，公司裡這樣稱呼很普通。他冷漠地建議說，“喬丹太太，時刻記住我們之間地位不同，這對我們兩人更有利些。”
西莉亞繼續感受到兩年半以前他們第一次見面時就產生的對立，這種對立將永遠存在於他們的關係之中。儘管這樣，由於西莉亞的韌勁，研究部對銷售訓練工作還是有很大的貢獻。
並不是說要提高新藥推銷質量的計劃完全成功或是完全實現了。不是的。西莉亞曾經要求建立一個報告制度，透過機密調查表抽查新藥推銷員的表現。機密調查表郵寄給那些新藥推銷員走訪過的醫生。這項建議一直送到公司最高領導人那裡，但被否定了。
西莉亞後來要求，醫生們主動寫來抱怨新藥推銷人員的信都到銷售工作訓練部存檔。根據自己的接觸，她知道有這樣的信寄來，但公司裡沒有人說見到過這些信，恐怕都已湮沒在檔案裡了，而改進措施即使有的話，也是神不知鬼不覺地搞的。這第二個要求，也被回絕了。
特迪·厄普肖曾耐心地向西莉亞解釋，“有一些事情掌權的人就是不想知道。你改變了一點點，因為，當你在銷售人員的盛會上站出來把事情講明白，後來薩姆又救了你的時候，事情再也藏不住了。而老闆們得充分利用他們盤子裡的現成東西。不要逼得太緊，不要期望過高。”
這些話聽起來和薩姆·霍索恩講過的話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沃爾多夫飯店發言以前，薩姆也這樣勸過她。西莉亞回嘴說，“總有一天政府會插進來吩咐我們該怎麼做的。”
“你早就說過這話了，”厄普肖承認道，“而且可能你是對的。也可能那是唯一的辦法。”
這事他們不再往下談了。
藥物和製藥企業的事，別的地方也有一些人在動腦筋。
一九六○這一年大部分時間，幾乎每天都有關於藥物買賣的訊息——多半是不利於製藥企業的。由參議員凱弗維爾主持的參議院聽證會接二連三地開，這對記者們說來簡直就像找到了金礦，而對費爾丁·羅思這樣的公司說來則是意外的痛苦。使一方得益、一方受難的部分根由，出於這位參議員及其班子的巧妙安排。
和所有類似的國會聽證會一樣，聽證會的重點大多放在政治上，會前就做好帶有偏見的結論。正如華盛頓記者道格拉斯·凱特所寫的，“他們……
從先入之見出發，得出預定的結論。”而對埃斯蒂斯·凱弗維爾及其助手們說來，他們還經常想在報紙的大標題中出現；於是，報紙上的新聞就是一邊倒的。這參議員不愧是位大師。他提出聳人聽聞的指責時，總在記者們必需離開會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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