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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國家計劃委員會顯然試圖弱化對困難增大的印象，迴避了對形勢作客觀分析。1990年計劃制定者證實了困難的形勢，貨幣發行量過大，或者如後來流行的說法是&ldo;錢棚&rdo;太大了，以致錢不成其為錢，即貨幣不再履行必要的流通、支付和儲蓄手段的功能；對國家的信任一落千丈，因為任何地方的國家都是維持本國貨幣價值的保證，經濟中的血液迴圈系統遭到嚴重破壞，交換變成透過實物支付來進行。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歷史的轉折：一個目擊者的思考(3)

在決定經濟改革的緊迫措施時，應該從這樣嚴酷的現實出發。顯然有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市場過渡計劃是需要的，也是很好的，而這個計劃的最後定稿工作卻幾乎拖了兩年（從1987年中央六月全會起），這更令人覺得不可原諒。但是面對即將發生山崩的危險，需要不等最後修訂定稿，就立即以清醒的理智為依據，堅決而切合實際地行動，應該哪怕先改善一個最讓人擔心的領域‐‐貨幣流通和消費市場的現狀，然後再根據總的戰略繼續推進。

在當時討論的抑制通貨膨脹的措施中，有人不僅提出漲價和提高稅額，而且提出發行以緊缺耐用品償付的債券、進口大量食品和其他消費品、提高存款的利率。其中許多措施都十分合理。但是重點應該放在商品供應上，以吸引國內的生產潛力。這時當然出現了一個怪圈：為了擴大生產和市場的商品供應，必須要有行之有效的刺激因素，但是沒有額外的商品供應市場，這樣的刺激因素就不會出現。首先看到的出路是，藉助把部分國家資產投入市場周轉並發行類似1920年代的&ldo;切爾沃涅茨&rdo;蘇聯1922年至1947年流通的面額為10盧布的鈔票。‐‐譯者注那樣的足值貨幣來擴大商品供應。然後可以把農業、輕工業和食品工業一步一步地納入市場執行的條件中，鼓勵在農村建立和發展小型的建築、加工等工業企業，在城鎮建立和發展手工業和合作社生產。但類似的市場過渡道路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援。

政府考慮要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馬上就實行逐步配套的市場改革，同時相應地逐步削弱行政調控。可是中國成功地推行市場自由，起先只在選定的經濟領域裡實行，並不打算馬上就改造其他的領域，他們先解放農民，使他們擺脫傳統體制下半農奴制的依附關係，把農產品生產者和其他的經濟即國家的關係轉而置於市場基礎之上，然後在確信已取得成功後才開始擴大市場經濟成分，把工業也納入其中。我國顯然不願意這樣做，仍在農業領域保持最僵硬的行政監控，在這種行政監控壓制下剛產生的農場業奄奄一息，國家依然按照固定的、遠不是市場價格壟斷收購農副產品，而且還用種種苛捐雜稅壓得農村透不過氣來，不給農村以貸款支援。

尼&iddot;伊&iddot;雷日科夫1989年12月底在第二次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了經濟改革計劃，與會的許多代表對這一計劃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報告人看來沒想到會有這樣的反應，感到不知所措，最後甚至像一個受了委屈、要大哭一場的孩子，不過四分之三的多數代表就他的報告透過了《關於健全經濟的措施、經濟改革的階段和制定第13個五年計劃的原則方法》的決議。正如可以料到的那樣，這個決議又一次成為一紙空文，很快被現實生活一筆勾銷。

這次代表大會閉幕後不久，經濟艱難形勢日益明顯，人們發現代表大會贊同的措施遠遠不夠，如米&iddot;謝&iddot;戈巴契夫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他認為雷日科夫的計劃背離了1987年中央六月全會決議，重新回到了行政命令體制。在黨和國家高層領導人中，溫和改革派‐專家治國論者和較激進的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