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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和代表大會上都出現了分水嶺。一些人由衷地相信必須瞭解過去和現在的全部真相，要求與史達林主義的種種表現徹底決裂。他們認為必須實行所有制關係的改革，推行真正的人民政權，爭取社會公正和民族權利的勝利。而按另一些人的意見，可以而且最好是採取治標的辦法，實行部分的自由化和公開性，他們覺得，最好不要翻舊帳，不要提出追究長期停滯和幾十年壓制活思想、當年犯下罪行的責任問題。還有的人決心為採取粗暴的武力對付那些捍衛另一些政治口號、參加集會、遊行的人的行為辯解。

後來由於居民駭人聽聞的財富兩權分化的影響，社會的這種兩極對立更趨嚴重，不過不僅是俄羅斯社會發生分裂。在其他許多國家裡習以為常的狀態猛然破裂也在社會意識和行為中劃了一道鴻溝，不過無須證明，這種狀態會給持續的社會經濟進步造成多大的障礙，因此政治家們不斷號召加強團結，問題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

在當代社會中靠強力，更不用說靠武力是無法使反對者改變信仰的。依我看，要走向團結，只有解決社會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因為民眾的思想對這些矛盾所持的態度實在是千差萬別。蘇聯社會一貫被認為磐石般的團結產生了裂痕，甚至不是一道裂痕。在1980‐1990年代之交，我國社會越來越四分五裂，怒氣衝天，而這一切阻礙了業已成熟的改革。要避免可能發生的對抗只有兩種辦法：要麼對抗的一方取得勝利並用強力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要麼雙方就所要解決的問題達成可接受的妥協，取得必要的意見一致。

當時黨的領導人懷著難以掩飾的怒火容忍了代表大會上出現的一批人數很少、尚未定型的代表結成的反對派，在他們看來，這些人是蠱惑人心、挑動輿論、教唆過激行為的搗亂者，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傾聽這些人的爭論。為了公正起見，應該承認，正如後來看得很清楚的那樣，這批人中的個別人要利用群眾高昂的民主情緒來掌握權力的野心佔了上風，對於他們來說，民粹主義是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是難道代表大會選舉的結果沒有證明我國社會確實存在一個廣大的民主反對派嗎？對這個反對派應該重視，不僅如此，更應該分析這個反對派產生的客觀原因。可惜的是，這一事實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即使得到了承認，從中得出的也是錯誤的結論，人們不是去消除分裂社會的原因，尋找走向一致的途徑，卻試圖反擊批評者，把他們晾在一邊，不讓他們參與決策，大眾傳媒也被指責在挑動情緒。

而且還有一種至今仍很有生命力的關於社會發展辯證法的認識，即認為社會發展是以否定之否定告終的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看來過去的黨員幹部中不妥協鬥爭的思想根深蒂固，要是出現了與當局政策對立的勢力，那麼當局的任務就是儘快聚而殲之，真是得心應手的史達林辯證法。可是今天的世界上有足夠多的例子可以說明，不同的因素可以透過妥協或者如現在常說的透過趨同，而不是透過一方否定一方來達到統一、達到互利。可以把這稱作透過政治手段或自覺自願的意見一致來解決矛盾，或者也可以稱作別的什麼，但重要的是，今天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進步。

我認為，代表大會上形成反對派，促進了我國社會的民主化和議會制的確立，推動了經濟改革。就是在這個反對派的參與下，廢除了共產黨起統治作用的憲法第6條。但是即使跨地區集團代表了剛出現的蘇聯議會制中的反對派，那它也是一個非常不成熟的、不夠負責任的反對派，這個反對派的提議不時表現出的激進主義令社會上一部分人印象深刻，但它沒有考慮變革的複雜性和巨大風險。

面對經濟和社會日趨緊張的局面，出現了一種與1980年8月波蘭事件相似的現象‐‐群眾性罷工使這個國家陷入長達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