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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涅夫自然要說些好話。他所說的，尤其重要的是他所沒有說的，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表明瞭他的真實思想。無疑，史達林作為一個政治家和國家元首，完全能對戰爭中較大的戰略問題和經濟問題作出判斷，採取行動。然而他作為大元帥，實際上是靠命令和恐嚇，親自嚴密地控制著軍事行動。有例子表明，他像希特勒一樣不知什麼是切實可行的，這是由於他未受過軍事教育和缺乏經驗。他在軍事上有許多看法是錯誤的。最初，他更多地考慮守住陣地而不是儲存他的軍隊。也許他應對戰爭頭一年在烏克蘭蒙受巨大損失負主要責任。戰爭初期，他手下的指揮官是不幸的，而且是不稱職的。有些人被他處決了，如西方方面軍司令巴甫洛夫。對波羅的海地區西北方面軍司令f&iddot;i&iddot;庫茲涅佐夫之類的人，他只寬容一、兩次而已。對布瓊尼則停止使用。然而在大戰頭幾個月裡，他就開始向大本營調集有能力、有才幹的高階軍官。這些人成為蘇軍最高統帥部力量的來源。由於有單獨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和政委聯絡網，史達林對戰爭的進展知道的比方面軍司令要快得多。

每當反對力量受到鎮壓，謀士們因擔心自己的意見與獨裁者的意見相左而不敢出主意時，一個好的政府必定會遭殃，不論是法西斯政權還是共產黨政權，均是如此。戰後蘇聯元帥們描述了史達林如何個別徵求國防委員會和大本營成員的意見，如何考慮他們的看法和建議，最後才作出決定。這些可能是真的。然而危險始終存在。這些軍官的前程、自由和生命全都掌握在史達林手中，他們對大清洗記憶猶新。有些人雖然已恢復了名譽，並從集中營裡釋放出來，他們應感謝希特勒，而不是史達林，因為當時戰爭已迫在眉睫。蘇軍最高統帥部的確犯有錯誤，有的還很嚴重，而且在戰爭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繼續在犯錯誤。然而國防委員會和大本營對戰爭的指導在很多方面勝過德國的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和陸軍總部。

國防委員會有一切權力。大本營這個軍事機構，是一個聯合機構又是集權機構。戰略行動是在參謀人員詳盡地準備和計劃之後採取的，而不是憑直觀或草率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上，蘇聯最高統帥部與希特勒權宜之計的戰略及作戰指揮形成鮮明的對照。德國人之所以強大，是由於軍以下戰地指揮官有很好的戰術素養。而蘇聯1941年和1942年期間上層的領導者比德國人強，往下各級明顯地越來越差，軍、師指揮官缺乏主動性、作戰經驗和訓練。在大戰初期，這種現象致使克里姆林宮最好的計劃也不見什麼成效，因為蘇軍缺乏經驗，無法執行這些計劃。而德國人在戰術上取得的赫赫勝利卻因為沒有戰略的連貫性和合理性而變得沒有什麼價值。

可能除了對炮兵特別偏愛外，蘇聯的軍事思想繼承過去的很少，來源於帝俄沙皇軍隊的有價值的東西也不多。1933年前，當蘇軍和德意志帝國之間尚有聯絡時，蘇軍的組織嚴格地仿效德國。以後，蘇軍最高統帥部毫無顧忌地承認，有些亂了手腳，只得到處收集情報，抄襲其他外國軍隊。它從西班牙的經驗中吸取了錯誤的教訓，其中包括分散大的裝甲部隊，並把很多坦克下放到步兵師。

蘇聯最初曾建立了四引擎重型轟炸機戰略部隊的核心力量。但是，西班牙戰爭之後，蘇聯又學習德國人的做法，把方針來了個倒轉，它優先生產戰鬥機、強擊機和適用於對地面作戰進行近距離支援的輕型轟炸機。陳舊的重型轟炸機保留下來由一個指揮部管，用於運輸部隊和補給品。蘇軍飛行員首先應當是個陸軍戰士，其主要任務是和炮兵一起為地面部隊提供火力支援。飛行員受陸軍指揮，他們對破壞敵人的經濟以及進行戰略轟炸不感興趣。他們穿陸軍服，與炮兵和步兵唯一的區別是領章上有一個淺藍色的兵種符號。大戰前不久，飛行部隊改變了編制，使它們更容易適應地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