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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之所以&ldo;提不出積極的政治主張&rdo;，與其說是力有所不逮，毋寧說是意有所不屑。既然對政治有著深深的懷疑，既然認定無論多麼美妙的政治主張都不過是空談，那當然也就不會自己再去提出什麼政治主張了。在魯迅看來，政治，尤其是中國的政治，都不過是&ldo;做戲&rdo;，各種各樣的政客們，都不過是&ldo;做戲的虛無黨&rdo;。在《馬上支日記》中，魯迅說：&ldo;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l;信&r;和&l;從&r;呢，還是&l;怕&r;和&l;利用&r;？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只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卻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臺這麼做，到前臺又那麼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為&l;做戲的虛無黨&r;或&l;體面的虛無黨&r;以示區別罷&rdo;。對政界的&ldo;做戲&rdo;，魯迅多次施以辛辣的嘲諷。這種政治如同&ldo;做戲&rdo;的觀念之形成，原因當不只一種，而辛亥以後中國政局的動盪和混亂，應是促使魯迅視政治如&ldo;做戲&rdo;的直接原因。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說：&ldo;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闢，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rdo;（6）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3)
魯迅的政治觀，或者說魯迅視政治如&ldo;做戲&rdo;的觀念，在寫於1933年4月的《現代史》（7）一文中，表現得最直接最典型。文章雖名曰&ldo;現代史&rdo;，卻通篇寫的是街頭的&ldo;變戲法&rdo;。在描寫了街頭空地上的幾種騙人的把戲後，魯迅說：
這空地上，暫時是沉寂了。過了些時，就又來這一套。俗語說，&ldo;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rdo;其實是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也總有人看，總有人huazaa，不過其間必須經過沉寂的幾日。
我的話說完了，意思也淺得很，不過說大家huazaahuazaa一通之後，又要靜幾天了，然後再來這一套。
到這裡我才記得寫錯了題目，這真是成了&ldo;不死不活&rdo;的東西。
按照表面的文章，題目自然應該定為&ldo;變戲法&rdo;，因為並沒有一字一句提到&ldo;現代史&rdo;。而之所以把&ldo;變戲法&rdo;三字&ldo;錯&rdo;寫成&ldo;現代史&rdo;，就因為在魯迅看來，一部現代史，無非是變戲法而已。對政治的這種深刻懷疑，使得魯迅不對&ldo;政治家&rdo;寄予任何希望，也不認為政治制度的變革和建設有什麼實質作用。而胡適則不同。胡適雖然也重視啟蒙，也終生花大氣力做改造國人深層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唸的工作，但他並不把思想文化方面的啟蒙視作是唯一值得做的事情，也不把它與政治制度的革新對立起來，不在二者之間有所偏廢。在胡適看來，思想文化方面的啟蒙是重要的，國人深層的心理、意識、觀唸的改造是重要的，但現實的政治操作層面的變革同樣是刻不容緩的。所以胡適也對政治層面的建設投以巨大的熱情。如果說魯迅建設性的努力只用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啟蒙，對現行政治則只是冷嘲熱諷，自己並沒有什麼正面的意見要表達，並沒有什麼&ldo;主義&rdo;要宣傳，那胡適則在兩方面都正面地、建設性地用力。
而胡適之所以在現行政治層面也能夠滿懷熱情地做出正面的建設性的努力，就因為他有正面的建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