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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說明的是，瞿、韋二人的反思雖然立足於自身的經歷、遭遇，卻並不意味著他們之所以反思，僅僅是因為個人在投身&ldo;革命&rdo;後飽受苦難。驅使他們對&ldo;革命&rdo;進行反思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對歷史負責、對後代負責的精神。在《多餘的話》正文之前，瞿秋白借古人語作卷頭引語：&ldo;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rdo;正是對&ldo;革命&rdo;的&ldo;心憂&rdo;，促使瞿秋白不顧身後的榮辱，提筆寫下了《多餘的話》。《多餘的話》剛開始，瞿秋白寫道：&ldo;但是，不幸我捲入了&l;歷史的糾葛&r;‐‐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l;欽佩&r;。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rdo;在《多餘的話》快結束時，又寫道：&ldo;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多餘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鬥爭了。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為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l;好處&r;。我到蘇區聽到這個訊息，真叫我不寒而慄，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麼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裡，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不應該的。所以反正是一死，同樣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rdo;這是在說明為何要寫《多餘的話》。瞿秋白非常清楚，以他的政治身份寫出《多餘的話》這樣的東西，一定會舉世譁然，也會令人百思不解。例如，丁玲這位知心好友，就至死不能理解瞿秋白為何要在臨死前留下這樣的東西。在《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中，丁玲在肯定《多餘的話》的同時，也說：&ldo;何必寫這些《多餘的話》呢？我認為其中有些話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會被某些思想簡單的人、淺薄的人據為笑柄，發生誤解或曲解。&rdo;連丁玲這樣的知心好友都不知&ldo;我&rdo;實因&ldo;心憂&rdo;而&ldo;謂我何求&rdo;，那我的&ldo;心憂&rdo;要在短時間內廣被理解，實不可能。這一點，瞿秋白是充分意識到了的。甚至死後的戮棺鞭屍，瞿秋白都應該想到了。但他還是要說出這些&ldo;多餘的話&rdo;。這固然可以理解為是瞿秋白超乎尋常的真誠使然。&ldo;革命家&rdo;、&ldo;革命領袖&rdo;、&ldo;馬克思主義理論家&rdo;等等，諸如此類的頭銜，本不過是舞臺上的戲裝，瞿秋白內心對之厭惡已久，如果在臨死之前不將這些戲裝扯下，那就要在屍體上罩上&ldo;革命烈士&rdo;這樣一件新的戲裝，而這是瞿秋白決不願意的，於是，他以這些&ldo;多餘的話&rdo;撕扯下套在身上多年的舊戲裝，也以這種方式預先表示了對&ldo;革命烈士&rdo;這件新戲裝的拒絕。扯下和拒絕這些戲裝，不僅僅是要以真面目面對歷史，更在於讓真實的自己成為&ldo;以後的青年&rdo;的一面鏡子，讓&ldo;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rdo;。韋君宜在《思痛錄》的&ldo;緣起&rdo;中，則這樣解釋自己為何以餘生進行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