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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議之爭，今天看來也許會覺得無聊。但在當時歷史文化背景中，&ldo;皇考&rdo;派於禮於理都顯得有虧，宰執大臣們卻有討好英宗的味道。呂誨等臺諫官執之愈堅，辨之愈烈，是當時臺諫風氣與職責使然，並不像歐陽修所說的那樣，純粹是以臺諫官為主體的反對派借題發揮，挑起爭端，不惜去位，博取美名。不過，這一結局也表明，臺諫的制衡作用最終還需聽命於君權，因而其制約機製作用只有在明君、賢相、好臺諫下才能兌現，而滿足三者是十分困難的。濮議也說明瞭英宗不是&ldo;明哲&rdo;之君。
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再次&ldo;不豫&rdo;。他已經失語，但神智有時還清醒，仍堅持在病榻上處理國事。宰相韓琦知道自己將面臨又一次君權交替的嚴峻考驗。他關照英宗長子潁王趙頊朝夕不離皇帝左右，潁王回答這是人子之責，他卻別有意味的說&ldo;不僅如此啊&rdo;。
十二月，英宗病情加劇。二十一日，韓琦請英宗&ldo;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rdo;，並把紙筆遞給他。英宗親筆寫下&ldo;立大王為皇太子&rdo;七字，韓琦看後說：&ldo;一定是潁王，煩聖上再親筆書寫。&rdo;英宗只得拿起筆，一邊吃力的新增&ldo;潁王頊&rdo;三字，一邊泫然淚下。韓琦這才把翰林學士張方平叫來起草遺詔。出宮時，文彥博問他是否看到聖上流淚，韓琦回答：&ldo;國事當如此，有何辦法！&rdo;次日，宣佈立趙頊為皇太子。
僅隔十五天，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韓琦急召皇太子前來，其間英宗的手忽動了一下，另一宰相曾公亮擔心英宗活過來都要背上大逆罪，提醒韓琦。韓琦不為所動，說：&ldo;先帝復生，就是太上皇。&rdo;繼續安排趙頊即位，他就是宋神宗。
韓琦曾自稱&ldo;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則以死自處&rdo;，他歷仕三帝，顧命兩朝，臨變處疑，不動聲色，當得起這個自我評價，是宋代有數的社稷大臣之一。
細說宋朝33：熙寧新法
神宗即位第三天，三司使韓絳奏報：自仁宗朝宋夏戰爭以來，徵調財力，動用國庫，&ldo;百年之積，惟存空簿&rdo;。他這才知道自己繼承的是怎樣一幅攤子。
不過二十歲正是血氣方剛、奮發有為的當口，神宗決心把國家治理得國富兵強。他求治心切，對當時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即位次年，他召見前宰相富弼，問以邊事，富弼對他說：&ldo;願二十年口不言兵。&rdo;再問治道，回答是&ldo;安內為先&rdo;。而司馬光所能提供的治國忠告只有&ldo;官人、信賞、必罰&rdo;六個字，也似乎有點空泛。對朝廷舊臣，神宗未免失望。
實際上，宋朝積貧積弱由來已久。所謂積貧是指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慶曆以後每年赤字在三百萬貫，治平二年（1065年）差額擴大到一千五百七十萬貫。而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數量不斷攀升的冗官和冗兵。宋朝為達到權力分散的目的，官僚機構牽制重疊，&ldo;事即依舊公事，人即加倍添人&rdo;，冗官不可避免，僅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3年）就比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年）的官員數增加一倍。而軍隊的增加更是觸目驚心，治平年間的兵額竟是太祖開國之初的53倍，軍隊開支竟佔全部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所謂積弱，是指宋代不斷擴大的軍隊，卻在與遼、夏衝突中一再處於劣勢，康定、慶曆年間的宋夏戰爭實在令宋人氣短。
在農業社會的土地問題上，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併，到仁宗後期，大官富姓佔田無限，這種土地兼併趨勢與天災人禍相結合，迫使大批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跌破貧困生存線。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