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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再去勸英宗，針對英宗張口就說：&ldo;太后待我無恩&rdo;，韓琦說：&ldo;父母慈愛而兒子孝，這不足為道。只有父母不慈，兒子不失孝道，這才值得稱頌。何況父母豈有不慈愛的？&rdo;英宗若有所悟，兩宮關係略有緩解。
即位後的大半年間，英宗身體時好時壞，到這年歲末，他已能夠御殿視朝了。次年，改元治平，英宗已經可以不知疲倦的處理政務。曹太后原對朝政並無興趣，這時卻無還政之意，似與兩宮不和有關。在韓琦等朝臣看來，女主垂簾乃迫不得已，久不還政更非盛世之象。臺諫、侍從請求太后歸政的奏章接二連三呈上來，迫使太后撤簾的輿論已到火候。
一天，稟事以後，韓琦單獨留下，要求太后允准他辭去相位，出靈州郡。曹太后明白他的意圖，說：&ldo;相公豈可求退？老身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先退。&rdo;韓琦立即稱賀太后還政，賢明超過東漢馬皇后和鄧皇后，追問道：&ldo;臺諫也有章疏請太后歸政，不知決定何日撤簾？&rdo;曹太后似有不悅，起身入內。韓琦大聲喝令儀鸞司撤簾，幃簾拉開，猶能見到太后背影。
一說，曹太后總把皇帝玉璽放在自己宮中，英宗外出巡幸時，他也帶上玉璽同往。韓琦就安排太后與英宗出外祈雨，回宮後他當即以民眾皆歡慰、臺諫有奏章為由，奏請太后還政。太后惱怒道：&ldo;叫做也由相公，不叫做也由相公。&rdo;韓琦立在簾外，不撤簾就不下殿，曹太后只得被迫還政。
儘管記載頗多異同，但曹太后歸政迫於形勢，出於無奈，在臺諫官一再諫諍下，由韓琦主其事則毫無疑問。由於這種制約機制的有效存在，兼之宋代家法對母后干政約束甚嚴，兩宋儘管垂簾聽政的皇太后多達八人，卻從未危亂政局。
英宗親政之初，頗欲有所作為，親自點名把仁宗超頗有直聲的諫官唐介召入朝，讓他權御史中丞，做自己的耳目，去彈擊奸邪小人。但他似乎並不像《宋史》本紀稱頌的那樣，是什麼&ldo;明哲之資&rdo;。他缺乏根據的懷疑人，認定在他立為皇子一事上，三司使蔡襄向仁宗發過不好的議論，就違反宋代君主不得暗示臺諫彈劾某官的做法，唆使諫官傅堯俞奏彈蔡襄，遭到拒絕以後，還是把蔡襄攆出了朝廷。英宗的生性固執集中體現在濮議上，這是牽動英宗朝的大事件。
英宗立為皇子時，正在為生父濮安懿王守喪。位居九五之尊以後，血濃於水，他想把生父也升格為皇帝。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把已故濮王的名分問題交給禮官和待制以上的朝臣去討論。按照儒家禮制，帝王由旁支入承大統，就應該以先皇為父，而不能以本生父母為考妣；秦漢以來那些推尊其父母為皇帝皇后的做法，都是見譏於當時、非議於後世的。
於是，朝臣們很快分為涇渭分明的兩大派。一派主張英宗應該稱濮王為皇伯，理由是&ldo;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rdo;。這派以臺諫官為主體，有司馬光、賈黯、呂誨、呂大防、範純仁、傅堯俞等，還包括不少禮官和侍從等朝臣，例如翰林學士王珪、判太常寺范鎮、知制誥韓維、權三司使呂公弼等，聲勢相當浩大。另一派主張英宗應該稱濮王為皇考，理由是&ldo;出繼之子，對所繼所生皆稱父母&rdo;。這一派都是宰執大臣，有韓琦、歐陽修、曾公亮、趙槩等，中書大權在握。雙方各執一詞，引經據典，唇槍舌劍，不亦樂乎。
臺諫制度經真宗一朝的完善，臺諫官敢言直諫的元氣經仁宗一朝的涵育，正進入沛然浩蕩的時期。宰執堅持皇考說，激怒了於禮於理都略占上風的臺諫官。臺諫官本來就有監督制約相權的職能，他們認為宰執固執皇考說就是&ldo;臣權太盛、邪議幹正&rdo;。不過，臺諫官對大臣的彈劾最終還需有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