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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蔣講話後不久軍訓團的另一次集會上,苗劍秋激昂慷慨地說:&ldo;團結抗日,是救國之策,是完全正確的;&l;剿共&r;內戰,是亡國政策,是絕對的荒謬。昨天竟有人說,日寇是外敵,共產黨是內患;這也就是說,日本是我們遠處的敵人,共產黨是我們近處的敵人。要我們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產黨。我們東北被日寇佔領了,東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處太多了,現在居然還有人在這裡說這種話,我們東北人稍有血氣,就應該讓他走著進來,躺著出去!&rdo;
這個講話,被特務獲悉,很快就報告到晏道剛那裡。晏要求張學良把講演人交出來,張為緩和他與蔣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虛與周旋,一方面又以畏罪潛逃之名將講演者送到北平,這件事無法追究,也就不了了之。不過後來黃顯聲還是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因此被蔣痛恨,以致十多年後在重慶中美合作所慘遭殺害,也都與此事有關。
但這些情況也說明: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蔣介石要扭轉西北局勢,讓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再去打內戰,進攻陝北革命根據地,是比較困難了。但蔣介石是個主觀唯心主義者,他是不大可能認真吸取經驗教訓的,所以他在離開西安、返回他以避壽為名暫時居住的洛陽古都後,立即召開軍事會議,調兵遣將,擴建機楊,積極為一場新的剿共戰爭作準備。
與此同時,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鎮壓,也更變本加厲了,震動全國的&ldo;七君子事件&rdo;就是在這時發生的。原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等七人,是領導全國各界抗日救亡運動的救國會領導人,他們並沒有犯什麼法,不過帶頭搞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活動,寫了幾篇宣傳抗日的文章而已,可是這卻觸怒了南京當局,11月23日南京政府竟下令把這七位愛國人士逮捕了,並查封了一批進步刊物,後來,南京政府要對沈鈞儒等起訴公審。中共中央為此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政府改弦更張,徹底放棄錯誤政策,釋放一切政治犯。宋慶齡、何香凝等人及上海文化界人士發起救國入獄運動,使國民黨政府十分被動。蘆溝橋事變爆發後,鑑於形勢的變化和全國人民的正義呼聲,&ldo;七君子&rdo;才被釋放出獄了。
這是後話,暫不多表。不過由上述情況看,在那時儘管人心思抗日,而內戰的危險仍是十分嚴重的。蔣介石在洛陽的時候,張學良曾約閻錫山一起見蔣,勸蔣&ldo;停止內戰,一致抗日&rdo;,蔣介石拒不接受,冷冷地說:&ldo;是我服從你呢,還是你服從我!&rdo;
就是在這種堅持內戰政策、一點也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情況下,蔣介石在洛陽作了一番新的軍事部署後,於12月4日晚九時許,身著戎裝,帶領大批高階將領,由洛陽乘專車再度來到西安。張學良是先行前往洛陽迎接的,這時同車到達。楊虎城、邵力子等高階官員親往臨潼車站迎接(因蔣要下榻臨潼華清池,故在此站下車),蔣介石不進西安,不住城裡的高階賓館,而要選擇遠離城區的驪山山腳下這一僻靜處所,與其說是為了安靜,不如說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他這時雖然還不大可能會想到一週以後他會被人家打個人仰馬翻,但西安對他來說,不象南京、洛陽那麼安全這一點,他是毫不懷疑的。
這是蔣介石在一個多月內第二次來西安。但這一次的到來,頗有點&ldo;今非昔比、鳥槍換炮&r;之慨。他不僅帶來瞭如陳誠、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等一批高階將領,他的中央軍也紛紛西移,真是浩浩蕩蕩,聲勢顯赫,大有&ldo;黑雲壓城城欲摧&rdo;之勢!
不過,在表面上,同上次來時一樣,他仍裝出一副輕鬆自如、悠哉遊哉,似乎是被名聞遐邇的大、小雁塔和菸草萋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