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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的亞歷山大除了一把利劍以外還不得不拿起一支好筆，即使如此，他在征服別國方面還是很少有大的進展。
雖然路易十四企圖破壞歐洲的均勢，而且在十七世紀末他已經不必擔心普遍對他的敵對情緒，可是他仍然是以傳統的方式進行戰爭的，這是因為他的軍隊雖然是最強大、最富有的王國的軍隊，但就其性質來說，仍然同其他王國的軍隊是一樣的。
對敵國進行掠奪和破壞，在韃靼人時代、古代各民族時代，甚至在中世紀都起過巨大的作用，但在現在已經不符合時代的精神了。人們有理由把這種行為看作是無益的和野蠻的，因為這種行為很容易遭到報復，而且它所打擊的與其說是敵國政府，不如說是敵國的臣民，因而起不了什麼作用，它只能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遠處於落後狀態。因此，戰爭不僅就其手段來說，而且就其目標來說，都越來越侷限於軍隊本身。軍隊及其要塞和構築良好的陣地形成了國中之國，戰爭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整個歐洲都因為有這種趨勢而感到高興，並且認為這是智力進一步發展的必然結果。雖然這是一種誤解（正象我們以前已經說過，而且以後還要再說的那樣，智力的進一步發展決不會導致矛盾，決不可能使二乘二等於五），但對各國人民來說，這種變化卻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們不能否認，這種變化使戰爭更純粹是政府的事情，更同人民的關係疏遠了。在這個時期，一個國家如果是進攻者，那麼它的戰爭計劃大多在於佔領敵國的這個或那個地區；一個國家如果是防禦者，那麼它的戰爭計劃就在於阻止敵人達到這個目的；而各個戰局計劃則在於攻佔敵人的這個或那個要塞，或阻止敵人攻佔自己的要塞；只是當為了達到目的會戰是不可避免的時候，才尋求和進行會戰。如果會戰不是不可避免的，統帥只是由於求勝心切而尋求會戰，那麼，他就會被認為是鹵莽的統帥。
通常，一次戰局只進行一次圍攻，最多進行兩次圍攻就結束了，而冬營已經被認為是必然的休戰時期。在冬營期間，一方的不利狀態決不會成為另一方的有利條件，雙方的相互接觸幾乎完全中斷，所以說，冬營成了一次戰局和另一次戰局之間明顯的界限。
如果雙方的力量過於均衡，或者進攻的一方顯然是弱者，那麼就連會戰和圍攻也不會發生，於是一次戰局的全部活動就只限於保持某幾個陣地和倉庫或者按部就班地蠶食敵人的某些地區。
只要戰爭到處是這樣進行的，戰爭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終是這樣直接和明顯，人們在上述狀態中就不會發現什麼矛盾，就會認為這一切都處在最正常的狀態之中。從十八世紀開始的對軍事藝術的評論只注意戰爭的個別問題，不大考慮戰爭的開始和結局。於是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關於偉大和完美的統帥的說法，甚至連道恩元帥也似乎應該看作是偉大的統帥，儘管他的功績主要是讓腓特烈大帝完全達到了目的，而使瑪利亞&iddot;特利莎完全沒有達到目的山。在那個時候，只是間或出現過精闢的見解，出現過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見解，認為如果擁有優勢的兵力，就應該爭取某種積極的成果，否則，無論玩弄什麼技巧都是沒有把仗打好。
當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情況就是這樣。奧地利和普魯士試圖運用它們的外交式的軍事藝術進行戰爭。不久，這種軍事藝術就顯得不夠用了。當時人們按照習慣的方式觀察事物，把希望寄託在為數不大的軍隊上，但是，在1793年出現了一種人們沒有預料到的情況。戰爭突然又成為人民的事情，而且成為全都以國民自居的三千萬人的事情。在這裡我們不能研究產生這種偉大現象的詳細情況，只能探討在這裡具有決定意義的結論。由於人民參加了戰爭，於是，不是政府和軍隊，而是全體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來決定問題了。這時，所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作出的努力已經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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