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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場合，不論採取這種抵抗方式遇到了哪些困難，只要戰略進攻未經決戰就由於軍隊維持方面的困難而遭到了挫敗，只要入侵者被迫作了退卻( 不管入侵者的損失是大是小) ，這種抵抗方式的主要要求就已經達到，它的主要效果就已經取得。腓特烈大帝1742年在摩拉維亞的戰局，1744年在波希米亞的戰局，法軍1743年在奧地利和波希米亞的戰局，不倫瑞克公爵1792年在法國的戰局，馬森納1810‐1811年在葡萄牙的冬季戰局，都是這一類情況，只是範圍和規模小得多而已。此外，這種防禦方式只發揮了一部分作用的情況也是很多的，也就是說，即使不是全部結果，至少也是一部分結果應該歸功於我們這裡所確定的原則。不過，我們不詳細談這些作用了，因為要談就必須說明各種情況，就會談得太遠。
在上述俄國和其他各個戰局中，在進攻路程的終點都沒有發生決定勝負的會戰，形勢就發生了劇變。但是，即使不可能期待得到這樣的效果，透過這種抵抗方式也能造成可以導致勝利的兵力對比，這仍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而且，這個勝利能迫使敵人退卻，這種退卻通常象物體在一次撞擊之後按落體定律降落一樣，會不斷增大敵人的損失。
第二十六章 民眾武裝
在文明的歐洲，民眾戰爭是十九世紀才出現的現象。對於這種戰爭，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在反對的人中間，有些基於政治上的理由，把民眾戰爭看作是一種革命的手段，是公認為合法的無政府狀態，認為這種狀態對國外的敵人固然危險，但對國內的社會秩序同樣是危險的。有些則基於軍事上的理由，認為進行民眾戰爭是得不償失的。第一種看法同我們這裡所談的問題沒有關係，因為我們僅僅把民眾戰爭看作是一種鬥爭手段，也就是隻從用它對付敵人的角度來考察它。但是，關於第二種看法，我們不能不指出，一般說來，民眾戰爭應該看作是戰爭要素在我們這個時代突破了過去人為的限制的結果，看作是我們稱之為戰爭的整個發酵過程的擴大和加強。如果我們從過去侷限很大的軍制那裡開始來看問題，那麼就可以看到徵集制度、使軍隊的數量大大增加的徵集制和普遍兵役制，以及後備軍的利用，都是同一類事物的發展；而現在的民軍制度，即組織民眾武裝也是這一類事物的發展。既然前面幾種新的手段的出現都是打破過去的限制的一種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結果，既然首先採用這些手段的人大大增強了自己的力量，以致對方也不得不採用這些手段，那麼，就民眾戰爭來說，情況也會是這樣的。一般說來，善於運用民眾戰爭這一手段的國家會比那些輕視民眾戰爭的國家佔有相對的優勢。既然如此，那麼問題只能是，這一增強戰爭要素的新手段對人類究竟有無益處。這個問題，恐怕只有解答了戰爭本身對人類究竟有無益處的問題，才能得到徹底的解答，我們把這兩個問題都留給哲學家去解決。可能有人認為，民眾戰爭所耗費的各種力量，如果用在其他戰鬥手段上，可能更有成效。但是人們用不著多加研究就會確信，這些力量絕大部分是不能自由支配的，不能隨意使用的。這些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即精神力量，甚至只有在民眾戰爭中才能發揮出效果來。
因此，問題不在於一個國家透過全民武裝所進行的抵抗要付出什麼代價，而在於這種抵抗能夠產生什麼影響，它必須具備哪些條件，它的用法怎樣。
這種很分散的抵抗不適於透過對敵人進行時間上和空間上集中的重大打擊來發揮效果，這是事物的性質決定的。
這種抵抗的效果象物質的蒸發過程一樣，取決於面積的大小。面積越大，民眾武裝同敵軍的接觸越廣泛，也就是敵軍越分散，民眾武裝的作用就越大。民眾武裝象暗中不斷燃燒著的火焰一樣破壞著敵軍的根基。民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