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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示自己是一個偃武修文的明君,朱棣大肆張揚其事。他倡導儒學,優禮孔裔,不斷聚集文士編纂圖書,在他身邊總是簇擁著一批文人學士。朱棣本身似乎也真的溫文儒雅了起來。永樂朝的御用文人楊士奇稱頌說:「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興起斯文。」 朱棣將首先降附且長於文學的解縉、胡廣、黃淮、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人羅置內閣。這些人「既榮稱於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亦皆「與被其榮」 。然而,他們是以參贊機密、參與決策的名義進入內閣的。
1.文官制度趨於完善
正是這些人進入了內閣,肇始著明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轉變。洪武廢除丞相之後,由皇帝直接統轄六部,在行政管理上卻了一個環節。朱元璋曾一度設立四輔官。四輔官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後,但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不久罷設。後來,又仿宋制設立殿閣大學士,正五品,不過「侍左右,備顧問」,幫助皇帝處理公務而已。當時幫助詳看奏章的是翰林官和春坊官,他們可以「兼司平駁」。解縉、胡廣、楊榮等七人入直文淵閣,是在朱棣即位的當年九月。以文學侍從之官,進入決策行列,說明文官制度趨於完善,這是文治的重要標誌,也是國家成熟的標誌。但這時入閣的都是編修、檢討、講讀之類的官員,品秩不高,沒有部屬,也不專管什麼部門,各部門奏事也不得相關白。但隨著形勢的變化,內閣的地位越來越高,超越六部,成為決策的中樞,對後世政治制度影響甚大。
延攬人才,重視學校科舉
明朝自洪武以來,國學及府州縣學在全國普遍建立。朱棣繼承其事,重視學校教育。永樂四年三月初一,朱棣親自到太學祭祀孔子。在他親撰的碑文中說:「朕惟帝王之興,必首舉學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他強調尊禮孔子,是因為孔子之道「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無」。
明朝建立以後,恢復了科舉制度,但朱元璋用人,並不完全透過科舉。洪武十八年以後,科舉才成為定製。朱棣重視科舉,自永樂元年起每三年一次鄉試、會試,從未間斷。為了延攬、養育人才,朱棣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會試下第的舉人中,挑選優秀者進入國子監學習,享受教諭的俸祿,以等後科再試。他還命從翰林院庶吉士中,選才學英敏者就學於文淵閣,供給紙筆、膳食、燈火費,並提供住房。明代選拔人才科舉逐漸重於薦舉。但永樂還不太拘於資格,楊士奇未經過科舉,陳濟是平民百姓,都被朱棣任命為遍修《太祖實錄》的總裁官。科舉制度在永樂一朝進一步完善,為以後歷代所因循,影響深遠。
《永樂大典》等圖書的編纂
在朱棣身邊,常常圍繞著一批批文人學士。在他的提倡下,文壇上一時歌舞昇平,臺閣體詩、文、書法、繪畫大行其道。
朱棣稱儒學為「國家致治首事,不可視為迂緩不切之務」 ,稱「孔子代天立教,故萬世帝王敬事之」 。他聚眾修書,除《四書五經性理大全》 外,還有《孝順事實》、《為善陰騭》等。他下令購求天下圖書,說:「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他還將儒臣所篡修的《周易大義》、《尚書直指》、《春秋直指》等「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覽」 。他常聽文學侍臣為之講解經典。他要求「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他認為「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因而,「講說之際,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士人之家稍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卻乎」,「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須與之,庶奇書可得」。朱棣絕不是個書呆子。
永樂文治堪稱盛事的莫過於《永樂大典》的修纂了。朱棣好大喜功,做事追求最大,追求建功傳世。永樂元年七月,他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