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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即位之初，面臨著缺官的局面。不久，由於「悉復舊制」，被黜官吏只要「以奏牘付科」，即可以復職 ，再加上湧現出一大批靖難新貴，官僚隊伍迅速膨脹起來。到永樂二年六月，「中外官數」竟「比舊額增數倍」 ，迫使朝廷不得不給予注意。由此不難看出建文省官吏、幷州縣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永樂刻舟求劍的復舊政策所帶來的問題。

朱棣的復舊，甚至偏頗而極端。以田賦而論，建文中革去江南蘇松重賦，解除蘇松人不得做戶部官的禁令，本是一件有惠於民的好事。但這一政令也在復舊的名義下被朱棣取消了。據說，朱棣對要求降低江浙地區官田重賦的官員十分痛恨，蘇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檻車徵至京而死。　永樂中，農民實際交納的賦稅要遠遠超過定額。特別是在遷都之後，農民要負擔龐大的運輸費、手續費等等。因此，論者曰：「太宗即位，盡革建文之政，民力不堪，明制徵及分者，官得遷轉，又數赦免。然歲積逋糧，至宣德末，蘇州一郡已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 「吳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賦至七百九十餘萬。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中雖名減賦，實則同洪武之舊。」 甚至連建文年間僧道每人限田五畝，其餘均給農民的規定也被廢除。朱棣的復舊，並不問其是否有利於國計民生，但是建文所出一律推翻，有些感情用事。

朱棣絕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守成之君。任何祖宗成法都不能束縛他的手腳。他宣稱「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斷」　而實際上濫施殘刑酷法，任意殺人，毫無章法。至於南征安南，親徵蒙古，遷都北京，派鄭和下西洋，又有哪一件有祖訓可援？朱棣的許多做為都與祖訓不合，甚至與自己在《聖學心法》中的說教相左。朱棣率領靖難之師進入南京時，要不是楊榮攔馬提醒，幾乎忘了應該先去拜謁朱元璋的陵墓。　他所宣稱的尊崇祖制，率由舊章云云，與他的先謁孝陵後登寶座一樣，是做樣子給人看的。

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們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樣將截然不同的說與做集於一身，如何使這種雙重人格在他身上得到平衡。

永樂四年閏七月己巳，朱棣召見北京儒士武周文，勞諭甚至，特命為翰林侍講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第二天，武周文入謝，朱棣便因其老而令致仕。這樣一個普通的老年儒士，為什麼會受到朱棣的如此優禮？朱棣對翰林侍讀胡廣等說：「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原來這位武周文是朱棣在《易》學上的知音，但似乎不如朱棣對《易》理解得深。朱棣說：

蓋《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

又說：

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看來，朱棣深得《易》經「變通」的要領。他從「隨時從道」引申出左右逢源的權術，凡事取其適於自己者曰「從道」，去其不適於自己者亦曰「從道」；以「內君子，外小人」作為自己行為辯解的理論，君子之所為者行之，小人之所為則以「外小人，內君子」為說詞。他既是小人，又是君子，隨時變通，為我所用。

三、煌煌文治

俗話說，馬上得天下，馬上不能治天下。朱元璋以武力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國。開國之初，武人受到優禮是可以理解的 。三十一年後，建文帝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正是適應時勢的轉變。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臣的權益則受到忽視，這勢必引起他們的不滿。朱允炆失敗了，歷史沒有給他轉向文治的機會。朱棣「靖難」，依靠軍人勢力提出誅「左班文臣」，自是他奪權的需要。但當其政權穩固後，必要用文人治理國家，文臣的地位也會相應地改變。這同樣是時勢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