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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界拯救他。”
褚民誼“唔”了一聲，“這些你都和徐悲鴻說過嗎？”
南京下關碼頭。當年徐悲鴻來往南京與安慶之間，就是從這裡上下客船。
“說過，可他根本聽不進去。他是性情中人，衝動起來，完全憑感情用事，根本考慮不到許多。”說到這裡，她壓低聲音，帶有些哽咽之腔道，“給你寫信，也是無奈，我不能因為一個孫多慈，破壞掉我們悲鴻的社會形象。”
褚民誼點了點頭，“我知道了，你放心，我會嚴格按程式辦理的。”又說，“這件事本來就沒有什麼希望。”
那天晚上，是蔣碧微最為愉快的一個夜晚，半個多月來壓在心頭的一股怨氣，在這個夜晚，消退得乾乾淨淨。從褚民誼家往回趕，她的心情也如南京街頭的夜景，燈紅酒綠，流光溢彩。
1935年6月下旬，比利時庚款基金會召開董事會議，很自然，在各方推薦的出國留學名單中，“孫多慈”最終被勾掉了。孫多慈為之奔波半年的出國深造之夢，就此斷送。
對於這個結果，徐悲鴻與蔣碧微兩夫婦截然不同的態度，一個悲極，一個喜極。
徐悲鴻在給舒新城的信中，憤憤寫道：“弟月前竭全力為彼謀中比庚款，結果為內子暗中破壞，憤恨無極，而慈之命運益蹇，原足下主張公道，提拔此才。”
蔣碧微則毫不掩飾她的快意，晚年她回憶起這段往事，依舊津津津樂道這極為成功的“橫插一槓”，並帶有三分滿足七分炫耀地寫道：“於是以後孫韻君（多慈）也就未能成行。”
其實蔣碧微錯了，對於她，對於她極力維持的這個家庭，孫多慈出國受阻，並非就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