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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養廉銀則存放在布政使衙門，主要供自己家庭開支所用。同信之中，他交待曾紀澤說：
吾之銀存於雨亭署內（即江寧布政使李宗羲處）者，系養廉（已有萬八千餘），爾盡可取用。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給曾紀澤的信中說：&ldo;爾等進京，可至雨亭處取養廉數千金作為途費。&rdo;可見，曾國藩家人進京的路費是動用養廉，而不是小金庫的錢。
由此，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曾國藩是怎麼區別&ldo;陋規&rdo;與&ldo;養廉&rdo;的用途的。&ldo;因公&rdo;而產生的官場應酬，出自&ldo;小金庫&rdo;。自己家人的生活日用，以及自己饋贈親朋好友的錢，則出自&ldo;養廉&rdo;。方宗誠的總結大抵合乎事實：
兩江總督廉俸之外，又有辦公費（即&ldo;小金庫&rdo;），每歲萬金。公在金陵，凡署中食用以及饋遺親戚故舊，皆取諸廉俸，其辦公費則盡存糧臺，非公事不動用。
&ldo;小金庫&rdo;加&ldo;養廉銀&rdo;，這就是曾國藩在兩江的個人財政來源。到了直隸後，來源結構也大抵相當，只不過&ldo;緝私經費&rdo;換成了&ldo;鹽規&rdo;。到了直隸之後，曾國藩在信中對兒子談及個人支出的打算：
直督養廉銀壹萬五千兩，鹽院入款銀近二萬兩，其名目尚不如兩江緝私經費之正大。而劉印渠號為清正，亦曾取用。
也就是說，直隸總督主要個人收入為養廉銀一萬五千兩，此外還鹽規二萬兩。這二萬兩鹽規，就好比兩江的緝私經費，是供給總督個人花用的。因此總督的收入來源總計三萬五千兩。而曾國藩自己測算每年大約需花掉二萬二三千兩，這樣，每年還可以省下一萬多兩：
餘計每年出款須用二萬二三千金，除養廉外，只須用鹽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萬餘金。
四
在曾國藩北上就任直隸總督之際，&ldo;後路糧臺&rdo;的&ldo;小金庫&rdo;共存了三萬兩左右。如前所述，這三萬兩小金庫在北京只花掉了兩萬，還剩下一萬怎麼辦呢？按官場慣例，這一萬多，曾國藩完全可以攜歸家裡。不過他卻不想這樣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國藩對紀澤說：
其下餘若干（爾臨北上時查明確數）姑存臺中，將來如實窘迫，亦可取用。否則於散去可也（凡散財最忌有名）。
就是說，家裡實在需要花錢，可以用一些。否則，臨全家北上時，想辦法捐掉。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又提了兩個&ldo;散掉&rdo;的處理方案：&ldo;餘家於此二萬外不可再取絲毫。爾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布政使），設法用去。&rdo;他說，可以用於兩個方面：一是作為善後局的零用，一是作為報銷局的部費。他特別囑咐，不能捐為慈善款：
或捏作善後局之零用，或留作報銷局之部費，不可捐為善舉費。至囑至囑。
為什麼不能捐為善舉呢？因為這樣就會被人所知，曾國藩平生認為，&ldo;凡散財最忌有名&rdo;，&ldo;一有名便有許多窒礙&rdo;。所以&ldo;總不可使一人知也&rdo;。他還說：&ldo;餘生平以享大名為憂，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rdo;
二月初三，他在給紀澤的信中又一次明確了這筆錢的處理辦法，那就是全部用於軍費報銷的&ldo;部費&rdo;。如果按這封信判斷，那八萬兩報銷部費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曾國藩本可納入私囊的&ldo;陋規&rdo;。
不過，據方宗誠說，曾國藩剩下的這筆錢，有一部分後來用於購買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