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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裝甲兵採用方陣的密集隊形戰術行動時嚴密一致，把步兵的作用提高到新的高度。這一發展對社會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它把平均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注入政治之中。而三層槳劃戰船的投入現役，則更加強了這一傾向而且向民主化方向發展了。戰船的使用使雅典人成為東地中海的主宰，而驅動戰船的人只要有體力和統一協作就行。權力行使方面的事務擴充套件到城郊農民階層以下，一直到城市平民，武器裝備的變化帶來了社會結構的改變，由遊牧民族的專制向較為民主的權力分配方向發展。
公元前900年前後，也就是雙輪馬拉戰車出現的一千年後，草原部落和開化民族之間的軍事均衡再度打破，變得有利於野蠻部落方面。其原因是騎馬作戰這一新型作戰方式的出現，騎兵能飛速前進佔領地盤，運動快，行動範圍廣，這是任何其它兵種所比擬不了的。它能很容易地登山，透過山隘口，渡過河川，突進森林地等，這一切使草原牧騎明顯佔優勢。到公元前600年，波斯人已經征服了亞述王國。塞西亞人向南擴張，凱爾特人向西挺進。秦國君王施行暴政，於公元前221年成為中國的統治者。公元200年至600年，蒙古人，日爾曼人，匈奴人，阿瓦人，馬扎爾人等再度崛起，他們相互廝殺，你爭我奪，戰爭風雲席捲歐亞大陸，在戰爭的驅動下，掀起了一股泛基督教主義的浪潮。
隨著文明世界盔甲騎兵的發展，形成了不利於輕騎兵革命的新均勢。這種作戰樣式在裡海南面的帕提亞最先出現，約在公元前一世紀左右。人們培育出了一種體大、強壯的馬種，這種馬能負載相當多的裝甲，足以防護坐騎和騎手被弓箭殺傷。身著盔甲的騎兵端坐馬鞍上，沉著地與敵人對射。面對這種作戰方式，草原部落的輕騎兵則只能衝撞。最後坐騎力竭，箭壺罄荊在這個時候，身著全副盔甲的騎兵便發起衝擊，輕易地將草原輕騎兵擊潰。但遊牧民族卻不能採用這種作戰方式，因為他們賴以生存的草原貧瘠而無法飼養高大強壯的馬匹。這類馬匹的給養是相當大的負擔，因此，中國人雖然知道這種馬的飼養技術，但他們似乎避開了這樣做，寧願運用自己的輕騎兵作戰方式，以較小的代價與部落民族作戰。西方波斯薩珊王朝在公元200年前採用這種防禦方式，並開始逐漸改變社會結構，使之相適應。在這種作戰樣式中可看到封建主義的啟端。為了隨時都能夠進行區域性防禦，抵抗遊牧部落的進攻，裝甲騎兵廣為分散地配置在鄉下；為了維持這樣一支強大的部隊，每個騎兵編隊都分給一個農村，歸其管轄，以解決自身的需求。拜占庭帝國就採用了這種社會政體模式，在這裡人們稱騎兵為鎧甲兵。從此以後，這一社會政體模式逐步向西發展，成為歐洲中世紀的特有的社會體制。到九世紀，說拉丁語的基督教國家已採用重騎兵。到了十世紀，他們已阻止或擊退了兇猛部落的進犯。在樹林很多的西面，鎧甲兵使用的弓箭已被長矛取代，人們開始強調對敵方進行決定性的打擊。騎士道在法蘭克人中逐步形成，而農村莊園制則導致了中央集權的分散，造成了一個擁有土地的貴族。
與此同時，迭接法製造船的發明為北歐海盜進行海上擄掠提供了工具。隨著他們的襲擊目標轉向貿易，經商的深度和廣度，以及以城市為中心的貿易路線也增加了。到了十六世紀，為爭奪對公海的控制權，使歐洲強權的軸心移向大西洋沿岸，從而為歐洲爭霸世界埋下了種子。
拜占庭帝國的鎧甲兵戰鬥熱情減退，使之很容易成為紀律嚴明、虔誠效忠的阿拉伯輕騎兵的戰利品。公元632年後，阿拉伯輕騎兵大舉出動，沿地中海和紅海岸，穿過肥沃的土耳其帝國，將伊斯蘭教帶到了西南亞的高原地帶。阿拉伯部落在其新徵服的土地上派兵駐守，把其社會體制也帶到了這種地方，但時間很短，很快又回到了伊朗式的擁有土地的軍人貴族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