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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晚上是“長愛”的搖滾專場，六支樂隊站在一起，髮色能湊出一道彩虹——相比之下，唐蘅蔣亞他們已經很像正常人了。
他們排在第四位，上場時正是氣氛最熱烈的時候。臺下密密麻麻擠滿了人，一個個跟著節奏搖頭晃腦。安芸用髮膠把一頭短髮抓得又黑又亮，蔣亞則戴了對騷氣的金屬耳釘，一邊奮力打鼓，一邊衝臺下的女孩兒們拋媚眼。他們的第一首歌是改編過的《all the young dudes》，鼓點密集，聲嘶力竭，也還帶著華麗搖滾的那股頹靡勁兒，這是美國70年代同志運動的“國歌”。
唐蘅唱得整件t恤都溼透了，嘴唇泛著近乎乾涸的紅，在一波接一波的“安可”聲中，他們下了臺，每個人都像從水裡撈出來的。
“今晚得勁兒啊，”蔣亞氣喘吁吁地，“唐蘅，就他媽反常。”
安芸點點頭，又擺擺手，仰頭灌下一整瓶礦泉水，才說：“絕對有事兒。”
蔣亞湊到唐蘅身邊：“今兒下午，你去哪了？”
唐蘅撈起t恤下襬擦汗，沒理他。
“你別裝啊，”安芸也說，“唱得跟他媽上了發條似的，不知道的以為你被哈佛錄取了呢。”
“哎，不會是，阿姨同意你出國了？”
唐蘅瞥他們一眼，心知今天不給個答案，這兩人絕對沒完。想了想，唐蘅說：“我做了個決定。”
“是，決定出國嘛，下午說了，”安芸小聲嘀咕，“你媽那邊過得去？”
“不是這件事。”
“那是什麼？”
“我們把專輯做出來吧。”
蔣亞怔了幾秒，然後一把摟住唐蘅：“好啊！！！”
安芸卻沒笑，眉頭蹙起來：“真要做啊？”
他們早就有過做專輯的想法——畢竟作為一個玩票性質的樂隊，若能做出一張專輯，應當就是對樂隊最好的留念了。然而專輯這東西並不是有錢就能做好的，雖然安芸擅長編曲，而他們又不缺錢，足以租到全武漢最好的錄音棚。
但是做專輯——做什麼呢？他們的樂隊名叫“湖士脫”，woodstock的音譯，也就是1969年那場四十萬人參加的音樂節。除此之外，“湖”是樂隊成立在東湖邊，“士”是“士為知己者死”，“脫”是蔣亞起的，原本是“託”，他嫌這字太正經，表現不出他浪蕩濫情的氣質——安芸說，這樂隊有蔣亞，算是髒了。
總之，他們成立樂隊的時候沒想太多，起名的時候也沒想太多，一致透過的發展理念是“意思意思得了”，反正開心最重要。
那應該做什麼專輯呢？搖滾精神講的是叛逆和反抗，安芸說，要麼咱先寫首支援同性戀的，嘿嘿，也算切身體會吧！蔣亞反駁道，你們切身個屁，物件都沒有。蔣亞說，還是寫首關於留守兒童的，我小時候就是留守兒童啊，一年到頭見不著爹媽。安芸冷笑，對，坐在400平的別墅裡，身邊圍著五個保姆的留守兒童。
他們就這樣提過幾次做專輯的事，都以插科打諢和拳腳相加結束了。
“你真的想做啊？”安芸疑惑道，“怎麼突然想起來了。”
唐蘅把汗溼的馬尾繞了幾圈，胡亂團成個丸子頭，“因為我唱歌好聽。”
安芸：“……”
蔣亞一拍大腿：“有道理！唐蘅你快想想，咱第一首歌是什麼主題的？”
唐蘅沉默片刻，認真地說：“你就不要寫歌詞了吧。”
“幹嘛，什麼意思，”蔣亞瞪眼，“歧視二本學生唄？”
“我不是針對你們學校……”唐蘅頓了一下，“我就是針對你。”
蔣亞：“能不能聊了！”
安芸在旁邊笑得飛出眼淚，好不容易收住了，把蔣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