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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除朝鮮外又有了奠邊府的教訓，美國武裝部隊在1953年和1954年仍透過國防預算的撥款，不斷地根據新面貌政策的要求進行改組。與此同時，在發展原子武器方面，無論在國內還是蘇聯，均取得了重要的進展。美國於1952年在埃尼威托克島的試驗中，爆炸了一種百萬噸級的原子武器。這一訊息發表後，接著傳來了蘇聯在1953年8月爆炸了一枚氫彈的訊息。雖然我們知道蘇聯曾在1949年爆炸了一枚原子裝置，但當時我們對這一成就未予重視。因為我們認為這次爆炸的只是一種原子裝置，而不是作戰武器。現在情況已經很明顯了，蘇聯正在發展原子武器方面，迅速地向前邁進。於是我們第一次開始討論美國喪失原子武器壟斷後的影響以及出現相互威懾的時代的可能性。這裡所說的相互威懾，指的是東西方在原子摧毀力方面，處於僵持的局面。這種僵持局面會使雙方在任何利益衝突中都不會故意選擇原子大戰的道路。
奇怪的是，蘇聯是在韓戰爆發前一年進行第一次核爆炸的。但是&ldo;相互威懾&rdo;的可能性和意義卻沒有更早地影響我國的國防政策。我國領導人在致力於發展&ldo;絕對武器&rdo;的時候卻忽視了，或者有意忽視了大型核武器在政治上的不利條件，也忽視了這種武器不能用於較小的衝突的明顯的事實。但公眾只是從非官方的對國防政策的評論中，才第一次得到了關於依靠核戰略的侷限性的暗示。在批評核戰略的著作中，包括喬治&iddot;f&iddot;凱南在1954年所寫的《美國外交政策的現實》一書。書中寫道，&ldo;總體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從今以後，有限軍事行動是唯一可以達成任何真正目標的戰爭&rdo;。同樣的論點也在李特爾&iddot;哈特、w&iddot;科夫曼、範尼伐爾&iddot;布希和伯納德&iddot;布羅迪署名的文章中得到了反映。這種來自非官方的文章代表了公眾對大規模報復政策的有效性的第一次責難。對此，我是熱烈歡迎的。鑑於這些作者並不瞭解關於原子武器的威力的全部情報，因此，他們提出的尖銳的批評更值得引起注意。
在政府的行政部門內，也秘密地出現了一種懷疑新面貌戰略的思想。蘇聯在核武器方面的成就，使我們不能忽視世界局勢正在發生重要變化這一事實。因此，在1955年1月，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詳盡地審查了1953年發表的關於新面貌政策的宣告。在這次審查中，官方第一次承認了相互威懾的可能性，以及美國在這種時代裡擁有應付有限侵略的、能夠遂行多種任務的、現成的部隊的重要性。不然，美國遲早得做出下述選擇，即不是在區域性侵略面前屈服，就是肆無忌憚地使用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現在回想起來，這次審查的結論表明，當時已經出現了一種脫離依靠大規模報復政策的非常令人鼓舞的趨勢。而且這種結論看來為支援一種較為靈活的戰略的指導思想奠定了基礎。
陸軍領導人對於1955年的這一新的指導思想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在返回美國接替李奇微將軍的陸軍參謀長的職務前不久，就曾在東京的辦公室內接到了一份關於這一指導思想的檔案。1955年2月，當我在朝鮮和日本履行遠東陸軍司令的職務時，我對這項擔任陸軍參謀長的新任命，感到突然。2月18日，我正在日本視察騎兵第1師的一支部隊，我的設在座間的司令部派通訊員給我送來了陸軍部長羅伯特&iddot;斯蒂文斯的一份電報。他要我立刻回華盛頓面商機宜。當時正值霍爾將軍即將卸去駐遠東美軍總司令職務之時，因此我認為，把我召回華盛頓是和接任霍爾將軍的職務有關。與此同時，我也知道，李奇微將軍在擔任陸軍參謀長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已經引起了他可能退休的謠言。這些情況在我前往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