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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宗，自此始入華土。”與《摩羅詩力說》、《哀弦篇》所說正相一致。他們原本有個龐大規劃，即如該書“略例”所說：“集中所錄，以近世小品為多，後當漸及十九世紀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歐最盛，故採譯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則以次及南歐暨泰東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實。”惟僅出兩冊即告中止，未及完成138。魯迅說，當時“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139。從已出版的兩冊來看，這一願望只是部分得以實現。“弱小民族文學”本來是個內容概念，以後他們倡導的“人道主義文學”實即孕育於此；但是當時因為材料有限，遴選不易，也就退而成為一種地域概念。即便如此，《域外小說集》所收亦不盡是“弱小民族文學”，“叫喊和反抗”者尤其不多，——雖然這不應從社會層面，而應從精神層面去理解。相比之下，倒更接近《哀弦篇》說的“哀聲逸響，迸發其間”，周作人所譯波蘭作家顯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140的《樂人揚珂》、《燈臺守》和《天使》，可以作為代表。
《域外小說集》以譯者的審美趣味決定一切，全然不求取悅於人，這在周氏兄弟的翻譯生涯中，乃至在整個中國翻譯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即如該書序言所說：“《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從此二人徹底走出林紓的陰影，擁有自己的翻譯理念和翻譯風格，而這涉及對原著的選擇、譯法和文體諸方面。與他們為《河南》雜誌所寫文章一樣，《域外小說集》也體現了“文字上的復古”，較之周作人此前幾種譯著，讀來艱澀得多。蔡元培曾評價說：“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141以後譯者自己對此有所反思，認為是不成功的嘗試142。而“收錄至審慎”和“迻譯亦期弗失文情”兩點，則為他們所堅持始終，所謂“直譯”，即由後一方面發展而來。“尤其注重於短篇”，也是別具一格的眼光。雖然，“《域外小說集》初出的時候，見過的人，往往搖頭說，‘以為他才開頭，卻已完了！’那時短篇小說還很少，讀書人看慣了一二百回的章回體，所以短篇便等於無物”143。以後周氏兄弟繼續此種“注重”，無論翻譯，還是創作，都對短篇小說這一形式情有獨鍾。要論《域外小說集》的貢獻，側重“弱小民族文學”是其一，倡導短篇小說是其二。十年以後，這兩方面都蔚為大觀，發端正在最初兩冊薄薄小書。儘管當時曲高和寡，銷路慘淡，落得半途而廢。不過當年五月一日，東京《日本及日本人》雜誌上倒有一則關於“住在本鄉的周某，年僅二十五六歲的中國人兄弟倆”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的報道，這是周氏兄弟首次為外間所公開評論。 。 想看書來
周作人傳 第二章 一九○六（9）
周作人還據寇丁（Jeremiah Curtin）144的英文字轉譯了顯克微支一八七七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炭畫》（Szkice weglem）145。譯稿曾經魯迅修改謄正。周作人的文學批評觀，受到勃闌兌思（Georg Brandes）146很大影響。《摩羅詩力說》和《哀弦篇》極力表彰波蘭文學，正是當時讀到勃氏所著《波蘭印象記》的緣故。周作人說：“波蘭小說家中我最喜顯克微支，這也是《印象記》的影響。其時顯克微支的歷史小說《你往何處去》及《火與劍》三部作正風靡一時，勃闌兌思卻說他的短篇更好，舉出《炭畫》為代表作，其次有《天使》與《燈臺守》。我很高興能夠把這三篇與《樂人揚珂》以及《酋長》都翻譯成中文，只可惜還有一篇《得勝的巴耳忒克》沒有譯出。”147比起《域外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