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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治”、“合”的局面，多一些，長一些，“亂“、“分”的局面少一些，短一些。是謀國者、憂懷天下者應當認真思考的。
四、穩定壓倒一切！（4…4…1）
不可否認，這種道德的自覺，倫理化的治國，是有其明顯長處的。克己復禮，是一種由內到外，內外一體，家、國、社會合一的治理模式。在這一點上，比西方或現代社會，人心散亂，各自為利，交爭不已，社會分離的治國模式，強很多。但它也有明顯的弱點，因為，人或群體，在利益與情慾面前，單靠自律是很薄弱的。當然，中國古代，也並沒有忽略人的這一本性，在要求人們克己向善的同時，也有禮法的高度制約。但禮法對當權者的約束，時而強，時而弱。皇權在中國一直最大。當禮法與皇權或產生直接衝突時，往往是皇權取得勝利，除了皇帝以外，其它當權者也是如此。意思是說，在涉及直接利益與利力面前，禮法的約束作用是限的。換句話說，從社會整體與宏觀層面上看，禮法，只對貧賤的大多數起作用，而對富貴的少數起不了實質性的作用。
而西方的*制度，雖然同樣是，只對貧賤的大多數起作用，而對富貴的少數起不了實質性的作用。但在制度設計上，出發點，不是靠人們的自覺，而是基於人們的不自覺而用制度、法律去約束。
從哲學上說，中國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惡，只是善受到矇蔽，因而，一方面，透過明德教化，讓人們自覺趨於善，一方面，用禮法，仰制那些不趨於善的惡。西方人，相信，人有原罪，人天生是惡的，因而一方面，用宗教進行悵悔以趨於善，一方面用法來治惡，讓人畏懼。其實，東西方，這兩方面作用都差不多，只是出發點不一樣。然而就是這個出發點不一樣，在制度設計上，就體現出了根本的區別。中國相信這種自覺，所以，德教為主，刑法為輔，西方人不相信這種自覺，所以，刑法為主，德教為輔。即便是宗教，也是如此，宗教法規在懲惡抑惡方面更為嚴厲。
在當今的中國，這種自覺的模式，依然存續著，但維繫這種自覺的內在驅動力遠不及古代，而且，來自外面的，對這種自覺的侵蝕，比以住更為峻。而在制度設計上，又沒有實質有效的約束監管手段。
在當今的西方，由於宗教的削弱，那種導人趨善的機制作用大減，又由於物質的高度發展，對人內心的破壞，也比以往任何時侯要嚴重。如果說以住有這種情況，但主要集中在上層腐配的統治者的話，那麼，現在這種情況，普遍存在整個社會當中。
因而，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存在物質侵蝕精神的嚴峻局面。所謂，物質富欲、精神貧窮。而這種情況，比精神富欲，物質貧窮，恐怖得多。只要物質貧窮，不至於餓死凍死。
東西方都面臨這個問題，從長治久安出發，都要解決這個問題，誰能早一些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未來的世界，或許數百年，或許上千年，都將處於優勢地位。這個問題就其戰略性、全域性性與長遠性，遠比一時的經濟政治問題重要。
扯遠了，就短期而言，制度設計在東西方也是不同的，上面說過，東方重自覺，西方重他律。但制度設計本身對社會穩定的作用是明顯的。自覺講究由內到外，因而在制度設計上，監管不足，他律講從外到內，因而在制度設計上，內修不足。甚至西方的*制度是先將人們分化、鼓勵爭鬥，將矛盾暴露出來，在公眾面前解決，當這種解決方式過度時，用制度進行制約。中國的制度設計，講究在和諧、統一、穩定的前提下解決矛盾，而不是暴露出來，所以，在中國，一旦矛盾不能在私下解決，暴露出來，就是大的混亂或*。而西方在成熟*制度下，由於矛盾暴露習以為常，因而一般不至於出現重大足以危及國家秩序的混亂*，除非屬於那種時代性的階級革命。當然，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