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拉貝先生 (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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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內安靜了足足有兩三分鐘，肇一川轉移話題。“先生，能簡單介紹一下您所瞭解的情況嗎？”

拉貝先生移動疲倦的身軀從窗前回到沙發旁的高背椅，坐下，順手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一個日記本說：“作為國際安全區主席，我需要關心數十萬難民的生計，需要日本方面那怕表面性的最低程度的合作。天天目擊日軍暴行，讓我感到厭惡。”

聽著拉貝先生用生硬的中文講述著他從心底漾出來的話，注視著那本看上去不是很精緻的日記本，肇一川心想：這個日記本應該就是後世著名的《拉貝日記》了。

拉貝先生停頓了許久，扭頭望著窗外，喃喃自語道：“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中世紀的殘暴’。我無法用語言來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說著拉貝將日記本遞給了肇一川，接過日記本的那一霎那，彷彿這個小本本有千斤之重。

開啟日記本，上面密密麻麻記錄著文字，中間還穿插著許多阿拉伯數字，幾十、幾百、幾千。因為記錄用的是德文，肇一川翻了幾頁每一頁紙上都有許多的阿拉伯數字。那些數字的後面有多少血和淚，這些血淚匯聚成了血的海洋，日本軍國主義的大廈最終會被血海所淹沒。緩緩合上日記，並將日記本輕輕放回到日記本原來的位置。

肇一川用低沉而又鄭重的語氣對拉貝先生再次說了一聲：“謝謝！”

這一聲謝謝把拉貝先生從神遊中扯了回來，他無助的眼神掃過肇一川的臉，又看了一眼被放回原處的日記本，彷彿明白了什麼似的，深深地吸進一口氣又重重地撥出。

“天快亮了，休息一下吧。”拉貝說著向屋門走去。

拉貝先生走到門口時，當手碰到門把手的那一刻。突然聽到身後肇一川說：“拉貝先生，中國有一句話：“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拉貝先生的手在門把手上停留了數秒，而後單薄而又堅強的背影消失在門外，並順手帶上房門。

在沙發上肇一川不知道睡了多久，醒來時窗外依舊是夜晚。看了一下時間已經是第二天夜晚的8點36分，睡了10幾個小時連個夢都沒有。這幾天就彷彿是過了幾個月，身邊發生的事就似在做夢一樣。身體的疲勞、神經的高度緊張、感官的強烈刺激快把他打垮了。但這裡就他一個人，計劃和任務是必須要完成的，這關係到他們的未來，多難也要挺下去。坐起身吃了些桌上放的黑麵包和咖啡，精神頭稍稍好了些。外面偶爾能聽到槍聲，這些槍聲告訴他，現在仍然是1937年的南京。

約翰·拉貝（John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是生於漢堡市的德國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殺期間的人道主義行為、以及作為南京大屠殺詳實證據的《拉貝日記》而著名，被世人尊敬地稱為“中國的辛德勒”。

1937年11月，侵華日軍開始襲擊南京時，他在南京的住所（同時也是辦公地）南京市廣州路小粉橋1號，作為南京安全區收容難民的25個國際安全區之一，保護了600多位難民。作為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的拉貝和其他國際友人一同，協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其負責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區內，拯救了超過25萬中國人的生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1946年六月在證實他沒有犯錯之後被同盟國釋放，釋放後拉貝的生活拮据。鑑於在南京時的功績，他因而得到國民政府每月金錢和糧食接濟。

1950年拉貝於西柏林逝世，日記資料由他的孫子儲存。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