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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與我有情有義,我們有緣成就了夫妻。我瞭解先生,先生也會熟悉我。我們的家人自然會被關注,先生的一切都成了我所重視的事,之前的生活,之後的未來都成了我所關注的。他之前的妻子也慢慢映入了我的腦海,逐漸清晰。
先生前妻柳芳榮在家附近一家磚廠工作,偉民在離家稍微遠一點的地方工作,是一家鋼鐵廠,兩人每天一早共同走一段路程。這一天,與往常一樣,先生還沒到單位,後邊妻子喊他,他回頭一看,妻子腳步不穩地追著他跑來了,他心頭一緊問,“怎麼了?”妻子就嘻嘻的與他語無倫次的打著招呼,他一看妻子不正常了,走路腳抬得好高,輕飄飄的,心想壞了,妻子一定生病了。先生強壓制著自己的心情,帶妻子一起到單位請了假,馬上聯絡醫院,要帶妻子去看病。
路上先生想著這幾天妻子與他說的話,“我擔心廠子不要我上班,因為喇叭裡早起喊了,資本家的人在上班,地主家的人在上班,老百姓家的人呢?聽著好像在說我!”偉民說:“沒事,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去!沒關係的。”連著幾天,妻子說廠子喇叭裡一直在喊。
先生想可能妻子無法承受,突然精神崩潰。他沒有耽誤時間,電話聯絡了姐夫,請幫忙聯絡醫院。也思路過妻子工廠,問問什麼情況。結果妻子工廠人說,今天不讓妻子上班了,沒有原因,妻子進門被拒。偉民知道了,就是這個原因,突然不讓妻子上班,妻子接受不了,精神一下子崩潰了!先生心好沉啊,文革時代“狗崽子”等等一直壓人,自己是資本家出身,妻子是地主家出身,在這裡近農村也要受到牽制。
先生父親曾經問他,“我們所處時代什麼時候能好起來?”先生堅定地回答,“一定會好起來,但是不知道具體時間,只能等!”父親沒等到政策好起來,六十歲就離開了了,成了遺憾。母親還好,在八幾年落實政策後離開了。
妻子生病,就近有醫院可就醫,隔離治療。先生還要工作,就給妻子辦好手續離開了,結果住院了一段時間,治療效果不好,妻子住院後,病情一直沒有好轉,偉民去看芳榮,芳榮不說話,自己面朝牆壁一站就是半天,先生看著她實在可憐,就帶回家,自己照顧了,從此後,芳榮病時輕時重,一直不好,曾經走失一次,後被好人收留,慢慢回到了家。
芳榮病了,也很聽偉民話,走哪裡都拉著他的衣角,他也攙扶著妻子。在家裡,偉民說做飯吧,偉民看著她,她用斜眼看一下丈夫,笑一笑就和麵做飯,只要不看著,她就玩。但是有妻子在,總比沒有在要好,先生認命,一直盼著妻子好起來。先生兩個孩子,一兒一女,都在村子裡由奶奶照顧。他帶著妻子住在了單位。
家的日子,偉民苦苦支撐,幾年過去了,偉民徐州後來落實了政策,經過長達兩年奔波,政府專門下了一個文,給他分了房子,徐州雲龍湖公園附近住,但是偉民一家人不在徐州,後來孩子高考住過一段時間,朋友住了好多年。
偉民單位也分了房子,芳榮糊塗的時候會給屋子裡牆上畫畫,寫字,寫詩詞,白色的牆壁上畫的亂七八糟。有時候,還在屋子裡燒紙,屋子給熊的烏煙瘴氣,黑咕隆通。芳榮自己在家的時候,有時候不給開門,反鎖屋子,偉民下班進不去家,怎麼喊叫都不答應。
日子再苦,偉民還是坦然面對,也經常帶妻子手挽手出去散步。出去散步,這個時候是妻子最快樂地時候,她高興地像個孩子,默不作聲地與偉民一起走著,走著……
有一次,偉民上班不在家,後來下班回家一看,妻子把剛買的一袋面撒上水全部摔在了家裡牆壁上,她看到偉民笑著高興地說:“你看,這樣不壞!”說完又甩了起來。偉民只能苦笑,很心痛,也無話可說,妻子太可憐了。
妻子病情有時表現越來越重,自己在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