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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在他的文章上批示道：&ldo;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rdo;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報》又重新發表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8月23日，戚本禹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批李秀成只是一個幌子，目的是牽出瞿秋白。李秀成被捕後寫了&ldo;自述&rdo;，因而是&ldo;遺臭萬年&rdo;的&ldo;叛徒&rdo;，瞿秋白被捕後寫了《多餘的話》，也自然是&ldo;叛徒&rdo;無疑。所以，在&ldo;文革&rdo;時期的瞿秋白一案中，戚本禹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1968年1月，戚本禹在險惡的政治風浪中翻船，鋃鐺入獄，去寫他自己的&ldo;自供狀&rdo;了。1968年2月出版的《瞿秋白批判集》，自然就只能宣佈所有戚本禹的講話和關於戚本禹的論述&ldo;全部作廢&rdo;了。&ldo;文革&rdo;時期的許多事情，從很大很大的事到很小很小的事，都一方面顯得無比莊嚴神聖，一方面又給人以強烈的兒戲感，這本《瞿秋白批判集》的出版就是一例：瞿秋白的&ldo;叛徒&rdo;問題是由李秀成的&ldo;叛徒&rdo;問題引起的，而李秀成的&ldo;叛徒&rdo;問題是由戚本禹提出的；既然戚本禹的言論都已&ldo;作廢&rdo;，那李秀成就並不是&ldo;太平天國革命事業&rdo;的&ldo;叛徒&rdo;；既然李秀成並不因被捕後寫了&ldo;自述&rdo;而成為&ldo;叛徒&rdo;，那被秀成所牽扯出的瞿秋白，就也應不因被捕後寫了《多餘的話》而成為&ldo;叛徒&rdo;；既然瞿秋白並不是&ldo;叛徒&rdo;，那就意味著對瞿秋白的批判毫無道理，也就意味著這本《瞿秋白批判集》出版的理由和前提都不再存在。然而，儘管批判的理由和前提都已&ldo;作廢&rdo;，批判卻仍要進行下去。這就像一個滿街叫賣老鼠藥的人，一面說他的藥老鼠吃了必死，一面又說世上本沒有老鼠這種東西。‐‐&ldo;文革&rdo;時期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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