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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為何一接受校長任命就決定請陳獨秀來做文科學長呢？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蔡元培有這樣的交待：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ldo;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rdo;湯君又說：&ldo;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rdo;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ldo;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人又支援了好幾個月。&rdo;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ldo;皆起於此夜之會&rdo;(2)
蔡元培與陳獨秀本是舊知，且蔡對陳有著很好的印象，這無疑是蔡決意聘請陳的重要原因。但若沒有湯爾和的大力推薦，蔡元培也許想不到陳獨秀。在這種意義上，湯的推薦，可說起了關鍵作用。湯爾和，1875年生，浙籍人，留日學生，時在北京任醫專校長，在北京教育界頗有影響，又系蔡元培好友。蔡向湯詢問北大情形，固非偶然；湯向蔡推薦陳獨秀也算人&ldo;巨&rdo;言&ldo;重&rdo;了。
但對陳獨秀的進北大，時任北大預科教授的沈尹默又有一種說法。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沈強調是他向蔡元培舉薦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的。說是有一天他從琉璃廠經過，欣遇舊友陳獨秀，便問了陳的住址，並要陳暫勿返滬。回北大後，他便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並告知了陳的住址，後來遇到湯爾和，他又請湯出面向蔡元培推薦。正因為有了他的穿針引線，才有了蔡元培對陳獨秀的登門拜訪和陳獨秀的進入北大。儘管從日期上看，沈的說法頗有疑點，但沈當時並不反對甚至熱烈歡迎陳獨秀來任文科學長，應該是真的。另外，時任北大文科本科專任教授的馬敘倫（夷初）也說陳獨秀的來北大，是由於他的推薦（《我在六十歲之前》）。推薦一事是否有過，姑且不論，馬敘倫當時也對陳獨秀的來北大持積極態度，則是可以肯定的。沈尹默和馬敘倫二人，應該稍有介紹。沈生於1882年，留日學生，浙籍人。馬生於1884年，浙籍人。讓我們就此記住湯爾和、沈尹默、馬敘倫這幾個被認為或自稱為對陳獨秀進北大出過力的人吧，因為陳獨秀後來離開北大，他們也出過大力。
陳獨秀和胡適們的新文化運動聲勢浩大地開展起來後，守舊勢力的反攻也趨於激烈。這種反攻在1919年2、3月間達到高潮。在文化界，守舊勢力的代表是林紓。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報》上，林紓發表了仿聊齋體的文言小說《荊生》；在1919年3月19日至23日的《新申報》上，林紓又發表了文言小說《妖夢》。小說以影射的手法，對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新文化運動的代表性人物做了實際上是指名道姓的謾罵、攻擊，且有明顯的籲請軍閥用暴力剿滅新文化運動之意。小說不但用語惡毒，用心也極為險惡，發表後頗有&ldo;收效&rdo;，令新文化人士心有怵惕，也令社會上謠諑四起。如果說這幾篇小說還是以&ldo;小說者言&rdo;對新文化運動做並不嚴肅的反攻，那林紓於1919年3月18日在北京的《公言報》上發表的《致蔡鶴卿（元培）書》則是以十分嚴肅認真的態度對新文化運動進行理論性的責難了。在同一天的《公言報》上，還發表了題為《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況》的長篇紀事，也對陳獨秀等新文化人士極盡攻擊之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