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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工作，以度餘年&r;，這既不是自我解剖畫像，也沒有&l;令人奪目的光輝&r;，假若硬是隻看現象不看本質，說這是自我解剖，那真是&l;罕見&r;的了。&rdo;再如，劉煉發表於《歷史教學》1980年第一期的《瞿秋白評述》一文，也認為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作了&ldo;許多過火的不實事求是的&l;自我批判&r;，把自己革命一生全部否定了。&rdo;&ldo;在敵人獄中作這樣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應該的。&rdo;林勃在《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中指出，對陳鐵健文章最鮮明完整的反對意見，是王維禮、杜文君兩位論者發表的。他們針對陳文&ldo;光輝是主要的&rdo;、&ldo;自我解剖&rdo;等觀點，先後在《歷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吉林日報》（1979年11月17日）等報刊上發表了三篇文章，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的&ldo;基本結論&rdo;是：&ldo;《多餘的話》的主要傾向是錯誤的，是瞿秋白歷史上一大汙點，是不足為訓的。&rdo;雖&ldo;不是投降變節的自白書&rdo;，但卻是&ldo;革命同志所犯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錯誤&rdo;，&ldo;《多餘的話》集中地反映出瞿秋白同志思想上的動搖和革命意志的衰退。&rdo;&ldo;反映出瞿秋白同志在對待革命，對待自己，對待生與死這些基本問題的認識上有嚴重錯誤。&rdo;因為時勢的不同，這類論者雖不再明確認定《多餘的話》意味著瞿秋白對&ldo;革命&rdo;的&ldo;背叛&rdo;，但從他們的某些論斷中，卻不難邏輯地得出瞿秋白最終&ldo;背叛&rdo;了&ldo;革命&rdo;的結論。
三、從政治反思的角度，高度肯定和稱頌《多餘的話》。這類論者認為，《多餘的話》其實有著顯性和隱性兩個文字。顯性文字表現出的是瞿秋白嚴厲的自我清算、自我譴責、自我批判，而隱性文字則表現的是對王明路線的憎惡、反思和聲討。換言之，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那口口聲聲對自己的責罵，只不過是一種表象，而實際上他要責罵的是王明一夥的罪惡，是中共黨內的&ldo;殘酷鬥爭，無情打擊&rdo;。《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的作者林勃，便是這種觀點的代表。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寫道：&ldo;------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樣說，我就依著怎樣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麼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rdo;&ldo;------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瞭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rdo;------林勃在《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中，引述了瞿秋白的這些話後，指出：&ldo;這裡，&l;十足的市儈&r;、&l;最壞的黨員&r;、&l;早就值得開除&r;等嚴厲譴責都出現了；而內容則更顯蹊蹺、重大。十分清楚，&l;厭倦政治&r;的秋白同志正是在談王明路線，正是在談當時黨內最大的政治：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屆四中全會，正是米夫‐‐王明篡權上臺的時間；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正是王明中央；&l;政治思想&r;、&l;政治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