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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為對當初的政治理想的反思，成為對這場&ldo;革命&rdo;本身的反思。這種反思是彌足珍貴的。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中共歷史上最早做出有價值的反思者是瞿秋白，他那篇《多餘的話》實在是有深度的反思&ldo;革命&rdo;之作。瞿秋白之後，特別值得注意的反思，是陳獨秀做出的。陳獨秀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表達的那些&ldo;最後的政治意見&rdo;，是對自己以往政治觀唸的清算，更是對包括蘇聯&ldo;革命&rdo;在內的已有&ldo;共產革命&rdo;的冷峻反思。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第一代中共黨人，且分別是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領袖。他們的反思如果能及時地為&ldo;革命者&rdo;所聆聽、所領悟，那此後的中國將會少許多腥風血雨，此後的歷史將會避免許多曲折和災難。萬分遺憾的是，這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領袖對&ldo;革命&rdo;的反思，卻長期被遮蔽、被誤解、被批判，同時代和後來的&ldo;革命者&rdo;，非但不能在他們的反思上磨礪眼光，從他們的反思中獲取智慧和教訓，相反，卻把他們的反思視作他們的&ldo;罪證&rdo;，卻讓他們的反思成為他們人生中的&ldo;大汙點&rdo;。
由於性情氣質和做出反思時生活處境的不同，瞿、陳二人的反思也表現為不盡相同的方式。瞿秋白的反思主要是基於自身投身&ldo;革命&rdo;後的感受，並且始終不離這種感受，未對&ldo;革命&rdo;本身的方式、目的進行純理論性的追問，這可姑稱之為&ldo;感受型反思&rdo;。陳獨秀則主要是對&ldo;革命&rdo;本身做一種理論性的思考，是對原有的&ldo;革命&rdo;理念進行究詰，這不妨稱之為&ldo;理念型反思&rdo;。
在二十世紀，作為一個投身了中共&ldo;革命&rdo;的知識分子，要對&ldo;革命&rdo;本身進行反思，是異常艱難的。瞿秋白和陳獨秀，都是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除卻了一切利害與榮辱的考慮之後，才邁入這種反思之境的。正因為這種反思的艱難，正因為這種反思需要有非凡的膽識和勇氣，所以，儘管投身&ldo;革命&rdo;的知識分子為數眾多，但深刻的反思者卻並沒有大量出現。不過，瞿秋白和陳獨秀這兩個第一代中共黨人的反思，也並沒有成為絕唱。在他們的下一代&ldo;革命知識分子&rdo;中，也有繼承了他們的反思精神和反思路曏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韋君宜和顧準。韋君宜1936年加入中共，顧準1935年加入中共，在中共的代際上，可算第二代人。韋君宜的反思也更多地是萌生於自身的&ldo;革命經歷&rdo;，是敘寫自身對&ldo;革命&rdo;的感受，在這個意義上，可說韋君宜接通了瞿秋白的反思方式。顧準則是對&ldo;革命&rdo;進行一種十分具有學理性和思辨性的反思了，在這個意義上，則可說顧準延續了陳獨秀的反思路向。本文先論說從瞿秋白到韋君宜的&ldo;感受型反思&rdo;，從陳獨秀到顧準的&ldo;理念型反思&rdo;將另文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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