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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若之吻及其他(3)
&ldo;文革&rdo;結束後，有所謂&ldo;文革語言&rdo;一說。人身攻擊、蠻不講理、粗暴專橫、羅織構陷，等等，是所謂&ldo;文革語言&rdo;的特徵。這種語言方式當然在&ldo;文革&rdo;時期登峰造極，但卻並非始於&ldo;文革&rdo;，並非&ldo;文革&rdo;時期所特有。更早的就不說了，至遲在1949年後的批判胡適和胡風運動中，這種語言方式就表現得很充分。而在運用這種語言方式上，郭沫若也有超凡的表現，並對其他的批判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上面說到的《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ldo;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rdo;講座開幕詞》中，郭沫若就有如此妙語：
胡適要我們&ldo;少談些主義&rdo;，我們的正面回答就是：&ldo;胡說！我們正要多談些主義！&rdo;
胡風要我們不要思想立場，拒絕思想改造，我們的正面回答就是：&ldo;胡說！我們正要堅決地爭取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毫無保留地進行思想改造。&rdo;
這裡，邏輯上的蠻橫霸道姑且不說。以&ldo;郭老&rdo;如此&ldo;尊貴&rdo;的身份，在如此&ldo;鄭重&rdo;的場合和如此&ldo;莊嚴&rdo;的批判中，竟拿二胡的姓氏做文章，實在讓人感嘆。後來大陸上的談&ldo;胡&rdo;色變以及文藝作品中的反面人物每是胡姓，大概正源於&ldo;郭老&rdo;的此番宏論。有郭沫若這樣的人以這種方式批判二胡，在轟轟烈烈的批判運動中，潑婦罵街式的語言充斥報刊也就是十分正常了。曹禺在《胡風，你的主子是誰？》中，就稱胡風為&ldo;魔鬼&rdo;，而曹靖華在《打蛇，是為了對人民的愛》中，則稱胡風為&ldo;危害黨、危害人民、危害革命的九頭蛇！&rdo;。如果說郭沫若是拿二胡的姓氏做攻擊武器，那曹靖華則是從胡風的籍貫中得到了辱罵的&ldo;靈感&rdo;。民間有&ldo;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rdo;一說，湖北人又被稱作&ldo;九頭鳥&rdo;。稱湖北人胡風為&ldo;九頭鳥&rdo;顯然還不夠味，因為那樣一來，文章的標題就成了《打鳥，是為了對人民的愛》了。為了具有必要的力度，曹靖華變&ldo;鳥&rdo;為&ldo;蛇&rdo;，於是胡風就成了&ldo;九頭蛇&rdo;。這裡僅舉幾例，其實這種語言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後來的所謂&ldo;文革語言&rdo;，無疑是對郭沫若等人批判二胡語言的學習繼承和發揚光大。
郭沫若北伐時期當過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抗戰時期當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中將軍銜），1949年後又當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務院副總理，說起來，一生也算是&ldo;出將入相&rdo;了。1949後，躋身於那些工農出身的、槍林彈雨中熬出來的將相之列，不知郭沫若自我感覺如何。至於那些將相如何看他，&ldo;共和國大將&rdo;羅瑞卿之女羅點點的回憶錄《紅色家族檔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中倒是有所透露：&ldo;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卻使我感到過迷惑。大人們朦朦朧朧的言談中，總使我感到異樣。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雖然正式的說法是由周恩來安排的，但是有人並不完全那麼認為，他們說那實際上是脫黨，是在革命最艱苦的時候對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現。&rdo;郭沫若與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有著特殊的交情。在現代文人中，除柳亞子外，只有郭沫若與毛澤東有著唱和關係。而郭沫若的成為&ldo;黨喇叭&rdo;，很大程度上就是周恩來直接鑄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