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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rdo;我覺得，瞿秋白在決定是否寫這《多餘的話》時，是有過激烈的思想鬥爭的。從交上《供詞》到動手寫《多餘的話》，中間有過幾天間隔。這幾天，應該是瞿秋白反覆考慮、權衡的時間。瞿秋白深諳黨內鬥爭內幕，此前也飽受黨內的&ldo;殘酷鬥爭，無情打擊&rdo;之苦，這篇《多餘的話》將給自己的身後名帶來怎樣的連累，他是多少能猜到些的。這些話，是在他心的深處醞釀和湧動了許久的。他早就渴望有機會一吐為快。但當還在&ldo;形格勢禁&rdo;的政治舞臺上&ldo;扮演一定的角色&rdo;的時候，是不可能說出這些話的，否則，恐怕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但國民黨的監獄也並非&ldo;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rdo;的理想場所。正因為如此，瞿秋白在交上《供詞》後，有過幾天的舉棋不定。但最終，強烈的一吐心聲的&ldo;衝動和需要&rdo;以及對歷史負責、對自己負責、對後代負責的精神，使他決定不計身後是非，而抓住這獄中&ldo;最後&rdo;的機會，把自己內心的真相暴露出來。
在《多餘的話》一開篇和快結束時，瞿秋白都強調自己說出的是最真實、最坦白、最老實的話。而我們記得，在那篇所謂《供詞》的最後，瞿秋白也宣告瞭自己所說的話是真實的。然而，如果將《供詞》與《多餘的話》做些比較，就會感到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二者的說法頗不同。例如，在《供詞》中，說到那時期的所謂&ldo;蘇區&rdo;時，都是徑用&ldo;蘇區&rdo;，並不加引號，表示著對這一政治性稱謂毫無懷疑地認可；而在《多餘的話》中，&ldo;蘇區&rdo;不但往往加上引號，有時前面還冠以&ldo;所謂&rdo;二字，成了&ldo;所謂&l;中央蘇區&r;&rdo;，其語意明顯不同。當然，更重大的差別還表現在對同一問題的不同評說上。例如，《供詞》中這樣談到&ldo;蘇區&rdo;的教育：&ldo;初進蘇區的感想，首先就是各鄉各區------的政權的確握在另外一些階級手裡，同蘇區以外是相反的。那些&l;下等人&r;，無論他們因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餘的事，可是他們是在學習著、進步著，在鬥爭中糾正著自己的錯誤。他們中間產生了不少幹部，------。例如江西省蘇維埃主席劉啟堯（現在已經在戰爭中死了），他是一個長工，二十多歲還是一個字不識的，然而三年的蘇維埃革命中，他努力學習，甚至晚上不睡覺‐‐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間我見著他的時候，他已經能夠看得懂《紅色中華》報，已經能夠指導一個省政府的工作。&rdo;在這裡，瞿秋白似乎要以劉啟堯的成長，來證明&ldo;蘇區&rdo;教育的可觀成就。然而，在《多餘的話》裡，卻寫道：&ldo;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l;中央蘇區&r;，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候，只是創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幾個師範學校，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細想一想，對於這些小學校和師範學校，小學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特殊問題，尤其是國內戰爭中工農群眾教育的特殊問題，都實在沒有相當的智識，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夠！&rdo;這番話雖然直接的意思是強調自己並沒有在&ldo;蘇區&rdo;這樣的地方辦教育的資格和能力，但卻能間接地構成對&ldo;蘇區&rdo;教育成就的否定。因為瞿秋白在&ldo;蘇區&rdo;時是所謂&ldo;蘇維埃政府&rdo;的&ldo;教育人民委員&rdo;（教育部長），主管&ldo;蘇區&rdo;的教育。作為&ldo;教育部長&rdo;的瞿秋白並沒有資格和能力辦教育，那教育又能辦出怎樣的成就呢？言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