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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蔣天佐和陳敬容的到來。
蔣天佐我不熟，只讀過他翻譯的《匹克威克外傳》；陳敬容是詩人，在上海時我們住的不遠，她還到我家來過，我當年為她的一首詩《邏輯病者的春天》刻過一幅抽象得很的木刻插圖。（這幅木刻幾十年來是我資產階級藝術思想的靶子，是我的包袱，一挨批評總少不了提起它；不過至今看來，事隔四十九年，我覺得這幅作品還真了得！一個二十二歲人的手藝！）
怎麼是陳敬容跟蔣天佐一起從上海飛香港來了呢？陳敬容跟戈寶權不是好朋友的嗎？她這一走，豈不叫戈寶權傷心到家？適夷先生跟戈寶權也是好朋友，他十分不高興，他告訴我當天戈寶權跟陳敬容原是約好晚上一起吃飯的，不料卻跟蔣天佐到了香港。
樓適夷卻又要我幫蔣、陳找房子，說是住在加連威老道的葉以群交待下來的。這有一層「上面」的意思。
樓不會講廣東話；我會，我太太又是廣東人，於是在隔壁為他們找到一間小樓上有陽臺的房間，五十塊錢一個月，但我們暗自商量好，別讓村子的人幫他們挑水，要水用就自己動手！果然，每天他們兩個來來去去忙著在井邊洗衣，提水，十分之勉強費力。若果戈寶權有知，一定也覺得痛快，我們給他出了點聊勝於無的冤枉氣。
從九華徑出去的人大都當了官
記得蔣天佐大清早在村子隨地小便，給九十歲的曾老先生碰見，要用手杖揍他，給人解勸才脫了大難。老先生根本不管蔣天佐會是未來的中央文化部辦公廳主任，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接著是楊晦先生全家。楊住九華徑最高坡上的那幢殖民地形式的屋子裡，地方雖大卻太潮濕。沒有辦法了，他夫婦孩子太多，（三四個之多吧？）別的地方容不下。
四川的作家巴波和李霽樹夫婦填補了我們中房的位置。我原不認識他們二位，是借居在砵蘭街「文協」樓上的、木刻同行張漾兮老兄的介紹才弄到九華徑來的。
巴波又牽連來解放後在國務院任典禮局局長的餘心清老先生。餘先生是馮玉祥將軍舊部。巴波兄跟他怎麼認識的我不知原委，只知餘心清以後發表在《華商報》上的連載《在蔣牢中》是巴波兄的手筆。
餘心清老先生住的是一間原來堆放本村拜神祭會儀仗的小套間，滿是跳蚤蚊子；餘先生年紀大，身體魁梧，加上一大把花白美髯，令我們肅然起敬，於是幫他打掃地面，滿屋噴射d d t，還掛蚊帳。
回北京幾十年都沒有想到再去看看他，何況這位局長不一定記得起曾經幫他在九華徑掛蚊帳、打掃住處這些屁大的事的小夥子。「文革」開始後他向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張小小的告辭信：
「士可殺，不可侮。」告別了人世。
我又接來了嚴慶澍兄的全家，嚴慶澍又拉來所謂的「胡風分子」耿庸兄和廈門大學的忘了名字的兩位教授。
一座堆草用的石樓也成了居室
後來不知怎的我在江西贛南時的老朋友顧鐵符兄也住進了村子。此人從修築飛機場到考古鑒字、自然科學無一不會，是位達文西式的特號奇人。我們後來一直共同生活在北京城，他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也即是說我住在「大圈圈」，而他住「大圈圈」的「小圈圈」裡。間或年邂逅一次。
文協通知我去接臧克家先生夫婦。克家先生在上海的時候住虹口的一座日本房子裡，我常去找他，得到他許多幫忙和照顧。見到他們夫婦和兩個孩子，真是十分高興。我告訴他，給他們找的住處是一整座石樓，上下兩層，門外一座小橋……新屋！……二十元一個月！
「這可能嗎？小橋、新屋，二十元……」臧先生睜大眼睛。
是進村右手第一間堆草用的小石樓，村後山上的一道小河經過門前流出荔枝角。
